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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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導思想

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四中、五中全會、省委十一屆六次全會、州委十一屆八次、九次會議全會精神，牢牢把握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的總要求，不斷完善科學化管理、網格化服務、多元化參與、法制化運轉、精細化治理的社會治理體系，努力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安全感、幸福感，為建設集綠色發展、陽光康養、旅游綜合服務于一體的牛背山生態康養小鎮營造更加良好的社會環境。

二、工作目標

緊緊圍繞“一年打基礎、兩年見成效、三年達目標”的工作步驟，2020年全面部署開展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體制機制初步建立工作，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工作布局、治理方式現代化。2021年積極開展具有地域特色和示范典型的社會治理創新工作，全鎮社會治理制度和體系不斷完善，社會治理能力明顯提升。到2022年，建成社會治理現代化合格鎮，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更加完善，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和治理成效明顯提高，安全穩定、公平公正、法治優良的社會環境全面形成。

三、工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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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縣域政府；治理能力；執政能力；職能轉變

作為面向最廣大范圍民眾直接實施具體治理的公共權力組織，縣域政府治理能力直接影響廣大民眾生活質量、社會發展水平和政治統治合法性，同時現代社會持續快速發展也對縣域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在實際治理過程中，縣域政府還普遍存在不足。因此，在現階段縣域政府治理能力與中央政府和社會民眾明確建設服務型政府，實施有效治理服務廣大民眾的治理訴求存在明顯差距的現實背景下，促進國家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縣域政府治理能力現狀分析

在現代化建設的時代背景下，國家明確提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以及推進大部制改革，縣域政府治理能力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1）治理水平整體發展加速

隨著改革不斷地深化，特別是在以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為目標的行政管理體制方面的改革，有效地提升了縣域政府的治理水平。從治理理念來看，縣域政府歷經了從“政治控制型”的管制理念到“經濟主導型”的經濟導向，再到“管理服務型”的治理價值觀。縣域政府在維護轄區穩定、發展地方經濟同時也突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來實現轄區良好治理的理念，將單一的提升經濟總量增長取向變革為服務社會和民眾的治理發展導向。

（2）治理資源汲取程度深化

伴隨著政府治理水平的快速發展，縣域政府汲取資源用于治理領域的總量處于增加趨勢。一方面是因為國家加大對社會治理資源的投入，使得縣域政府汲取資源的潛能不斷增加。另外國家取消農業稅，加大對居民生活消費補貼力度以及提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都使得民眾生活資源更為充裕，公民社會發展加快，加上互聯網技術發展構建的社會資源共享網絡，增加了縣域政府從社會渠道獲取治理資源的能力和空間，因此汲取渠道和汲取總量的雙重拓展促進治理資源汲取能力的強化。

（3）資源配置使用力度加大

治理理念的發展和汲取資源能力的強化形成治理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優化的前提條件，實際上縣域政府在上級政府重視縣域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實際問題解決的政策意圖下，加大了將資源配置并投入使用于治理領域的力度，反映在社會公共服務事業建設力度加大。

（4）縣域治理存在結構缺陷

近年來縣域政府治理雖然呈現加快發展趨勢，但是由于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現代化進程不完善以及歷史發展的部分路徑依賴，使得縣域政府治理存在結構缺陷，表現在治理產品和服務供給總量不足，不能完全滿足居民生活實際需求；治理水平存在明顯區域差異；治理行為存在低效率等方面。

二、加強縣域政府治理能力建設對策

（1）強化縣域現代治理理念

在以人為本和執政為民的政策理念下，地方政府必須強化現代地方治理理念，樹立政府應該通過為轄區民眾提供良好公共服務和優質公共產品從而實現地方良好治理的意識。首先縣域政府要明確自身不僅僅作為上級政府的執行機構，更是縣域治理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要改變權力本位和治理中將手段取代目標的錯誤認識，形成縣域群眾需求導向的服務意識；其次在行政行為中，樹立依法行政和權責一致的觀念，從而增加民眾滿意度，提升治理效果，落實崗位責任制；在治理方式上，改變管控命令的縱向權力傳遞思維模式，減少強制干預行為，建立購買、協商談判與合作的橫向交流互動權力運作理念，在多元治理主體協同作用的認識加大柔性治理工具使用力度。

（2）優化縣域政府治理職能

在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時代背景下進一步優化縣域政府職能，實現縣域政府治理職能的完善。首先明確縣域政府在縣域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合理劃分治理事務范圍和授予相應的治理權，將縣域治理作為縣域政府職能的核心，弱化過于追求地方經濟總量提升的經濟職能導向，強化通過良好治理實現轄區社會整體均衡發展的社會服務職能，凸顯社會治理服務職能核心地位。其次從立法層面依法合理設置縣域政府社會治理范圍，一方面對于在縣域治理中失職瀆職或者不作為的政府追究法律責任，強化縣域治理法治意識和責任；另一方面對于設立的縣域政府治理職能要依法提供穩定的財政保障。

（3）構建資源汲取多元渠道

縣域政府要依據轄區實際情況，發揮自身特色優勢強化資源汲取能力，在市場經濟層面，減少對直接經營活動的資源投入，通過規范市場環境和培育特色產業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提升資源集聚總量，在招商引資中通過整體市場環境吸引適合地方特色的企業投資，規范并且通過合同外包、支付購買或者系統激勵制度建設吸引企業參與對公益事業的投資，在企業增收的同時也推動地方公益事業的發展。同時在治理過程中，公民社會的有效參與還能積累提升社會資本，減少政府治理難度，實現社會治理的整體改善。

（4）規范治理資源配置使用

為實現縣域政府對轄區的有效治理，必須規范資源在治理領域的配置和使用，促進縣域政府體制由管理向服務的轉變，改變縣域政府粗線條的大包大攬模式，將工作重心轉入具體的科學、教育、衛生醫療、社會福利等民眾服務方面，形成治理機構集中、運轉高效的縣域小政府。在配置資源時，要公開透明資源分配原則、程序、措施和相關責任人，依據法律規定優先保證資源投入于公共利益領域，在這個原則下合理兼顧政府組織自身利益，形成重點突出、均勻連續的資源配置格局，避免資源配置的碎片化和部門利益化。

縣域政府治理能力是實現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提升人民生活質量的重要影響因素，研究縣域政府治理能力對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都具有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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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目前，我國在區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幾個問題必須要解決:區域公共管理與區域行政有沒有區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為什么區域行政會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區域行政就是在一個區域內的政府(兩個或兩個以上)，為了促進區域的發展而相互協調關系，才求合作，對公共事務進行綜合治理，以便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而區域公共竹理是區域內的多元體為了解決在政治、經濟或社會其它領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問題，實現共同利益，運用協商和調解的手段和方式對區域以及區域內橫向部分和縱向層級之問交義重疊關系進行的管理。

區域公共管理是現代公共管理學與區域科學在新的時期和新的實踐中有機結合的一個新的理論和實踐課題，然而理論的發展始終落后于實踐的步伐，區域公共管理理論還處于起步的階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論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論所具有的意義等基本問題都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為了更好的反映實踐和服務實踐，對區域公共管理理論進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正如任何理論的提出都來源于積累一樣，區域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也同樣經歷了一個發展的歷程。20世紀80年代，區域的空間有限性與經濟發展的一體化趨勢之間的矛盾催生了區域經濟概念的提出，此后許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如地理學家、理論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家等從不同的角度對區域經濟這一實踐領域進行分析和研究，最終主要發展成為兩大不同的學科群：一是區域經濟學；一是經濟地理學和政區地理學。理論研究的焦點都在于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地方政府間的關系。然而由于國家學科設置等歷史原因，政治學和行政科學一直沒有能在區域發展領域內開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徑。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國內經濟地理學和政區地理學涉及到“區域行政”，但該領域學者側重的是從行政區劃改革的角度來研究區域設置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適應問題，這里的“區域行政”并不是實際意義上從行政學科角度對區域發展進行研究的新的途徑，主要是從管理學的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適度的原則出發考察中國行政區劃存在的種種問題。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學和行政學的發展，政治學和行政學在區域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徑：一是區域政治研究；一是從行政科學角度出發的區域行政。區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區域公共行政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對區域行政的一種深化。本文試從我國區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論成果基礎上，通過對區域和區域內關系的研究提出區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對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問題作一分析。

一、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現狀

理論的發展總是反映現實和服務于現實，而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還處于理論滯后現實的階段。在學界，使用過區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劉鋒和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陳瑞蓮教授，兩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本著不同的目的對區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見解。劉鋒教授運用新公共管理、區域創新系統、區域核心競爭力、支持系統等理論對區域管理進行創新，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一研究與本文所關注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別，它并不是真正從公共行政學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從區域地理學的角度將創新理論引入到區域發展中去。中山大學的陳瑞蓮教授是我國研究區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實質意義上從行政學科角度對我國區域行政進行研究的開創者。她在對區域行政深厚知識積淀的基礎上對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一些問題作了述評，認為任何一門學科和一種理論的產生都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為經濟全球化下的區域主義與區域競爭的崛起、經濟市場化下的區域政區間競爭加劇以及區域公共問題的大量興起；而國外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間競爭理論、地區競爭力與區域創新研究、政府間關系與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實證研究。同時，她也對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義做了闡釋，僅從理論創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動區域科學研究的創新，另一方面，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開，也能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上對現代公共管理學學科創新。這些認識是深刻并富有創新意義的，然而，這些認識是在區域行政研究的基礎上對區域公共管理的一個簡約性的概括并沒有對區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內涵以及其實質進行分析。毫無疑問，有幾個問題必須要解決：區域公共管理與區域行政有沒有區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為什么區域行政會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要解決以上的問題，有必要對區域公共管理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區域與區域行政

區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觀念上的空間概念，但不純粹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沒有嚴格的范疇和邊界以及確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區域。對區域的含義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學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這種地域單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征與均質性特征來劃分的；政治學把區域看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單元，與國界或一國內的省界、縣界重合；社會學把區域看作為相同語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類社會聚落。區域經濟學對區域沒有完全統一的認識，有學者認為要對經濟區域下一個比較確切的、同時人們普遍接受的定義是比較困難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內涵：首先，區域是一個有限的空間概念；其次，經濟區域必須有相應的公共管理層級以提供公共服務；第三，區域在經濟上盡可能是一個完整的地區；第四，任一區域在全國或更高一級的區域系統中擔當某種專業化分工的職能。區域劃分，常采取兩種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區域分成不同的兩種類型，一是同質區域，二是極化區域（也叫集聚區域、結節區域、功能區域）。

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是基于其它學科對區域發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對區域的界定應該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但行政學科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有自己研究的側重和偏向，因而我們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還必須界定一個適合行政學科研究的區域概念。美國區域經濟學家胡佛把區域定義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計劃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為一個應用性整體加以考慮的一片地區”對我們有很好的啟示。區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種載體，體現各種關系和利益。在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中，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從地理學或經濟學的研究中受到啟發，認為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連續的有限空間范圍，是具有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某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的同質性的地域單元”。本文支持這樣的界定，但筆者以為，既然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而這一定的標準可能是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一個或多個方面，那對區域的理解我們必須突破從地理學或行政區劃研究出發的關注角度，從對其范圍的關注轉向對其內部實質內涵的關注。如果我們將區域內的主體按照較普遍的三分法劃分為國家、市民社會和私人領域的話，可以發現，區域內各主體在不同的利益領域內形成各種交錯重疊的復雜關系。區域作為區域發展中行政學科研究途徑的基礎性的概念，它更實質的東西在于它所蘊涵的多元主體和多領域利益之間復雜的關系，這是由行政學科的學科性質決定的。

基于對區域的認識，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認為區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區域內的政府（兩個或兩個以上），為了促進區域的發展而相互間協調關系，尋求合作，對公共事務進行綜合治理，以便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根據這一理解，區域行政的行為主體應該是政府，強調的是政府間（同級政府之間與上下級政府之間）的相互關系，并通過對政府的協調來達致區域內優質公共服務的提供。這是區域行政的基本內涵，那么區域行政與區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區域行政為什么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

三、區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須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樣的區別國外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種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層出不窮，但什么是公共管理，眾說紛紜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我國有學者在綜合國內外各種觀點的基礎上認為現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部門整合社會的各種力量，廣泛運用政治的、經濟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強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績效和公共服務品質，從而實現公共的福祉與公共利益”。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還包括其它的組織和第三部門組織等。在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的比較分析上也存在許多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觀點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據，但一個普遍認同的觀點便是在公共管理和傳統公共行政比較中，公共管理的行為主體不僅包括政府還包括其他各種的社會力量，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體；在公共管理的性質方面，公共管理要體現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體應著眼于社會發展長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來開展其基本活動；在行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復合型的集體行動，以共同的目標基礎，通過協商的方式達成。#$%不可否認，現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發展的一個新趨勢，是公共行政領域不斷擴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

區域行政走向區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論基礎的，除了現代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還有市民社會理論和治理與善治的理論。我國學者在考察我國現代化進程時認為，“要擺脫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兩難境地，首先必須從認識上實現一種思維的轉向，不能像以往的學者那樣，把目光的聚焦點只放在政治權威的轉型上，因為中國現代化兩難的癥結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國家與社會之間沒有形成適宜現代化發展的良性結構，確切地說，在于社會一直沒有形成獨立的，自治的結構性領域”，為此，他們引進了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并依據中國現代化的現實進行改造，“中國的市民社會乃是指社會成員按照契約性規則，以自愿為前提和以自治為基礎進行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私域，以及進行參政議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學者已有的共識的觀點來看，市民社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幾個方面：（1）私人領域；（2）志愿性社團；（3）公共領域。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是介于私人領域和公共權威之間的一個領域，是一種非官方的公共領域，它是各種公眾聚會場所的總稱，公眾在這一領域對公共權威及其政策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作出評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討論構成這一領域的基本特征；（4）社會運動。市民社會概念于20世紀80年代后在全球范圍內的再度興起，與當代世界各國所發生的深刻的社會變革及對此的理論反思有密切的關系，面對現實，理論家們對國家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引發治理和善治理論的產生。什么是治理？在關于治理的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該委員會在1995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政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的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治理的實質在于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絡的權威，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種實踐的科學，毫無疑問也會存在失效的問題，為了完善治理理論，理論家們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最佳關系。善治具有五個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種理論，我們可以發現它們有幾個基本的共同點：一是它們都強調管理主體的多元性，不僅包括了政府還包括私人領域和市民領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標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體之間利益協調的達成并達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過協商和調整，在認同的基礎上統一行動。

綜合對區域和以上理論的認識，本文認為區域公共管理是與區域行政有本質性區別的概念，可以將其界定為：區域內的多元主體為了解決在政治、經濟或社會其它領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問題，實現共同利益，運用協商和調解的手段和方式對區域以及區域內橫向部分和縱向層級之間交叉重疊關系進行的管理。這一概念包含以下幾個內涵：（1）區域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多元主體，包括政府組織、私域組織和第三部門；（2）目的是解決由經濟、政治或社會其它領域構成的復雜的交錯性問題，實現最優的共同利益；（3）區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與經濟市場領域和政府公共領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競爭和壓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協商和調解；（4）對象是區域內個體和共體之間相互形成的交叉重疊的關系。

參考文獻：

[1]陳瑞蓮,論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緣起與發展[J]政治學研究，2004(1)

[2]王諍,區域管理與發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58-61

[3]楊龍,我國的區域發展與區域政治研究[J]學習與探索，2003(4)

[4]劉鋒,新時期公共管理創新[J],中國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蘭克·杰萊塔尼,區域經濟學導論[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2,239

[6]陳瑞蓮，張緊跟,試論我國區域行政研究[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4)

[7]張成福，黨秀云,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5-12,

[8]陳慶云,我國公共管理的基本內容及其重點[J]公共行政，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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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水利經濟；水利現代化；水利建設

中圖分類號：TV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32-0108-02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水利行業發展的過程中水利經濟的發展也尤為樂觀，不僅給社會帶來了良好的效績，同時在水利行業的運用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收獲。江蘇省靖江市擁有長江水域面積108.9km2，擁有長江岸線50.65km，處于滬寧長江水道的中心地段。同時，為全面落實中央1號文件、中央水利工作會議和江蘇省委政府1號文件、泰州市5號文件等，靖江市高度重視水利工作，圍繞“安全水利、民生水利、生態水利、資源水利”等建設，投入巨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在防洪除澇減災、水資源安全保障與高效利用、水環境治理與環保等水利工程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正是由于區位優勢、條件優勢和政府主導，靖江市依托水利資源，形成了船舶制造、機電及汽車配件等主要工業門類，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一、水利發展現狀與成績

水利發展必然提到水利經濟學這個概念。水利經濟是水利行業各類經濟的總稱，是國民經濟中占基礎地位的一種行業經濟，是水資源的整合利用、保護、管理以及旱澇災害防治過程中各種社會生產的總和。他包含水利建設中內部及其相關聯系的外部的所有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水利經濟的發展主要包括企業、環境與民生背景下水利經濟的發展。以靖江為例，主要分為以下三類：水利相關企業收益、水利環境收益、水利民生收益。正是靖江政府長期以注重水環境為前提，結合政策的輔助，才實現了水利經濟的科學發展。

水利發展成果：如何評價水利發展水平，目前主要依據水利現代化的標準。水利現代化是指在水利領域利用現代思維轉變人類傳統水利觀念，廣泛采用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現代工藝設施，新型儀器設備，科學管理方法和網絡化新型系統裝備管理水利，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資源，保護水資源，治防水污染，建立供需協調的發展機制和決策科學化、新型化的管理體制，實現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過程。靖江市在注重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同步跟上了水利現代化設施配備，從除澇減災到水生態保護體系，再到農田水利建設，以及水利管理服務對應的系統設備。本文主要以靖江為例，在建設水利現代化背景下的水利事業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1.形成了相對完善的水系布局。靖江市充分利用南臨長江，北接界河的區域優勢，大力開挖整治內部河道，形成縣級、鄉級、村級三級河道管理體系，縱橫交錯，互相貫通，并與長江、界河相連的江河一體，融為貫通的水系網絡，為城鄉供水、防洪除澇、航道養殖以及治理水環境奠定了基礎。

2.初步建成防洪除澇減災工程體系。通過長江、界河等的綜合治理，已經形成了以長江和結合堤防為屏障的防洪除澇體系，防洪減災能力明顯提高。靖江長江江港堤防長達95.69km，防洪能力達到設防標準。農村80%的區域達到了10年一遇的除澇標準，20%的區域達到了5～10年一遇的除澇標準。

3.水資源調配能力不斷增強。靖江全面實行區域供水，開展了許多水資源調配方面的工程，實現了城鄉飲用水安全供給，重要工業和生活供水保證率分別達到90%和95%。在注重用水的同時，靖江市也關注節水工程的開展，隨著節水型社會建設取得的成效，用水效率有所提高，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達46%。

4.水生態保護與水環境治理取得了初步實效。為加強靖江市水功能區和飲用水源地水質保護監督力度，對城區河道進行疏浚駁砌，大力實施農村“雙清”工程，且為了處理好垃圾問題，以防出現垃圾入水現象，市財政劃撥專款用于河道管理經費補助，伴隨城區污水處理廠的落成，工業、生活污水收集和處理率不斷提高，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5.農田水利建設成效顯著。靖江市的水利現代化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投入放在了農田水利建設，通過實施農田水利重點縣和專項工程建設，更新改造排澇站、灌溉站、防滲渠道等，農田灌排能力不斷提高。

二、水利建設取得的效益

水利事業的發展，一定的投入是必要的。當政府投入或者自身融資時，要充分論證投入的產出，即效益。也就是涉及到水利經濟發展的目標取向問題，國家、群體（行業）、單位（個人）三者目標取向理論上是一致的。首先要滿足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對水利事業發展的需求，其次是水利行業發展的良性的運行，再次是單位和項目的個人的經濟效益。通過近幾年的高投入，靖江水利事業的發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1.環境和社會效益。水是人類的生命之源，水是萬物之本源，隨著人類對于優良環境意識的增強，大家認為現代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必須是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皆佳的城市，而自然環境中最重要的就是水環境。靖江由于水環境整治滯后于開發，損失了不少親水經濟資源。近年來，靖江市政府在專門派專員前往新加坡學習水管理模式之后，針對靖江水利當時處于快速發展時期，面臨經濟社會發展與水環境矛盾加劇的趨勢，成功借鑒國內外先進的管水、治水經驗，從污水處理入手，在民眾中宣傳環保意識，在規劃中編制條例，在宏觀層面進行機制改革。采取大力宣傳人水和諧相處，形成親水概念。編制并實行《水系綜合整治規劃》，開展水利機制改革，科學利用資源，改善投資環境，實現城市科學發展。隨著靖江水環境治理工作的不斷深入，在政府工作的大力宣傳下，人水和諧共處的新型人水關系形成，水文化理念將逐步扎根于人們的思維之中，形成強烈的親水概念。同時，伴隨著人居環境的改善，城市地產價值被提升，并帶動加快了城市發展的步伐。水環境的治理，改善了城市環境，客觀上提升了城市功能和價值，以城市增值盤活城市資產，高速地集聚城市財富，并可以以其豐富的經濟實力反哺環境綜合整治，變環境優勢為經濟優勢，實現環境與經濟的良性循環。

2.民生效益。在與水利相關的工業、服務業新型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企業也為靖江市民提供了就業崗位，而在水利經濟新局勢下，也有許多農民開始了創業之路。同時，靖江市的環境日益優越，人民在追求生活的同時不再局限于解決溫飽問題，靖江的消費需求穩定增長，零售、餐飲等傳統消費市場進一步鞏固，文化、養老、健身等消費漸成熱點，網絡購物、倉儲式銷售等新興業態發展迅猛。

3.企業經濟效益。靖江依托水利優勢，大力發展與水利船舶相關的工業與服務業，通過引入國外先進的管理模式，與自身優勢資源結合，使工業與服務業的發展成功經濟轉型，并摸索出了一條適合靖江企業發展的道路。靖江工業生產運行平穩，而憑借水利資源的船舶行業積極轉型，先后承建集裝箱船、鉆井平臺等高端產品。汽配、電機等傳統產業加強技術研發和裝備投入，產品技術含量、附加值和競爭力不斷提高。同時，服務業的發展依托港口貨源優勢，推進“兩業融合”，延伸加工、配送等產業鏈條，“四位一體”發展格局初步形成。涌現出一批優秀企業，也已經成為省服務業創新示范企業。伴隨開放水平的提高，港口開放功能日益強化。在四大聯檢機構的正式運行中，建成靖江港進港專用航道，疏港道路等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港口經濟的發展無疑帶動了外向型經濟，引進外資，同時，增加外向輸出。

正是企業響應當下經濟發展趨勢，結合水利優勢，才能開創水利工業與服務業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并為今天靖江市工業、服務業新型發展做好了準備。

三、水利事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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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教育問題是當前中國教育改革的核心問題，對區域教育現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隨著豐臺區在北京市率先進行教育集群發展模式改革試驗，方莊教育集群成為北京市最早建立的教育集群。三年來，集群建設步步深入、不斷升級，已經從最初的“抱團取暖”式的、以資源共享為主要功能的初級區域教育共同體，發展到以課程為中心的區域生態教育共同體。又開始了以打通各學段學生的出口、改變區域教育結構為主要任務的現代化區域教育共同體建設，走過了一條由低級到高級不斷發展、不斷走向成熟的道路，探索出了一種推進區域教育治理現代化的新模式。

一、方莊教育集群的醞釀和建立

方莊教育集群的建立不是自上而下的捆綁發展的行政指令，而是源于自下而上的教育主體意識的萌發。早在2009年暑假，北京十八中和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就開始了聯合辦學的嘗試。眾所周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作為音樂專業學校，擁有強大的音樂師資和課程優勢。作為市級示范校，北京十八中名師薈萃，擁有優質的基礎教育課程資源，文化課教學具有很強的優勢。兩校雖然同在方莊社區，但因歸屬不同，長期以來基本上是“各自為政”，自我發展。如果兩所學校聯合起來，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一定能夠極大地推動兩校的共同發展。北京十八中的想法迅速得到了豐臺區教委和方莊地區辦事處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的積極響應。在區教委和辦事處的積極推動下，兩校的資源共享的合作辦學試驗從2009年暑假一開學就進入了實施階段。

合作辦學使雙方在沒有增加任何投資的情況下，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的學生享受到了市級示范高中的優質文化課教學，基礎文化素質迅速提高。北京十八中的學生享受到了音樂專業院校師資的教學，極大地提高了音樂素養，使音樂課成為最受歡迎的課程。資源共享的合作辦學試驗受到了兩校學生和家長們的一致歡迎。

北京十八中和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合作辦學的初步嘗試，使豐臺區教委產生了將這種資源共享的合作辦學進一步拓展的工作思路。豐臺區教委的工作思路得到了方莊地區辦事處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方莊地區其他學校的積極響應。方莊地區匯聚了27所高中、初中、小學、幼兒園、職業學校、民辦教育機構，已經具備了區域聯合辦學的條件。經過充分的調研、溝通，在區教委和辦事處的主導下，以北京十八中為龍頭，涵蓋方莊地區27所學校的教育集群開始籌劃建立。同時，教育集群這種區域教育發展模式得到了豐臺區政府高度重視和肯定，在《豐臺區“十二五”時期教育事業發展規劃》中對教育集群實驗進行了明確的規劃，確立了“政府主導、學校協同、資源共享、特色銜接、共同發展”的集群機制，使方莊教育集群成為豐臺區政府主導的教育實驗項目，以北京十八中為龍頭的方莊教育集群宣布正式建立。

二、以資源共享為主要功能的初級形態

2011年5月，以北京十八中為龍頭的方莊教育集群全面展開教育集群的實驗和實踐。第一，成立了由區教委、集群校、龍頭校、社區和家長代表共同組成的方莊教育集群管理協調中心，作為集群的管理、協調機構，并在十八中設立了方莊教育集群辦公室負責集群的具體工作；第二，制定了《方莊教育集群實驗區規劃方案》，積極進行聯系、溝通、協調，調度集群課程建設和資源共享等工作。集群各學校也設有專門的集群聯系人進行集群共建；第三，十八中在學校校園網上建立了專門的“方莊集群”專欄，后來又建立了“北京方莊教育集群數字云平臺”，及時關于方莊教育集群的課程信息并進行資源共享建設。第四，集群還建立了集群教師教科研中心 、集群教師培訓基地、集群家長培訓中心、集群教育質量測評中心、集群校長論壇、班主任論壇等集群發展支撐平臺，集群實行教學硬件、軟件、課程、師資等教育資源的共享。例如，對于十八中的音樂廳，集群校要使用的話只須提前在網上預約即可免費使用，如果使用沖突則由集群辦公室協調。北京十八中的“名師大家進校園”活動，集群數字平臺將及時信息，集群校無償共享。到目前走進集群的名師大家有三十余人次。在師資共享方面，中央音樂學院附中與北京十八中教師交叉站講臺的做法非常成功。

在區教委的領導和全體集群人的共同努力下，到2011-2012學年度結束時，方莊教育集群資源共享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方莊教育集群的實驗取得了初步成功。

三、以課程為中心的

區域生態教育共同體的中級形態

以資源共享為主要功能的初級教育集群，只能解決方莊地區教育的“溫飽問題”。要全面提升方莊地區的教育水平，使方莊地區的教育達到“小康”，必須對方莊教育集群進行升級。在豐臺區教工委、區教委的積極支持下，方莊教育集群確立了“立足于師生的生命價值，服務于師生身心的全面健康發展，打造以課程為核心的優質區域教育生態，推動方莊地區教育的優質、均衡、內涵發展”的集群升級戰略。

1.橫向貫通

（1）構筑區域生態精品課程體系。集群突破了學校間的邊界，實現了課程資源開放共享、優勢互補，不斷打造出新的精品課程，構筑區域生態精品課程體系。例如 “新音樂教育”課程，由中央音樂學院教師授課，立足于我國音樂教育優良傳統，借鑒目前世界上流行較廣的音樂教育體系――奧爾夫體系、柯達伊體系、達克羅茲體系的成功經驗，探索出的一條融合中國本土音樂文化與國際先進音樂教育理念、方法的中國特色的音樂教育之路。

（2）構筑職業成長、人生規劃體驗課程體系。集群充分發揮集群內職業教育、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作用，采用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相配合的方式，采取簽訂合作協議的彈性合作機制，充分實現精品課程優勢互補、共享，構筑職業成長、人生規劃體驗課程體系。例如，將普通校的勞技教室建在職高，請職高教師對普通校學生進行基本生存技能培訓、家政培訓等。同時，讓職高學生也有學習普通校課程的機會，讓他們也有進入高校深造的機會，充分調動了職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五、方莊教育集群發展的經驗

在方莊教育集群的發展過程中，我們總結出了集群教育發展的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

1.龍頭帶動，優質共享

教育集群化發展，需要借助集群內龍頭學校的帶動輻射作用。龍頭學校擁有的教育資源，在一個相對固定的區域內，一般具有明顯的優勢。其學校硬件基礎設施、師資力量、管理模式、生源質量、社會聲譽都明顯優于區內其他學校，很自然會成為其他學校模仿和學習的榜樣，龍頭學校在教育改革和學校建設方面的舉措會對其他學校具有明顯的示范帶頭作用。教育集群化發展的目的，就是要促進區域教育的優質、均衡、內涵發展。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同時開展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利用龍頭學校的資源優勢，把龍頭學校建設成區內其他學校的楷模和榜樣，二是通過優質資源共享，把龍頭學校的優勢擴展到其他學校，實現教育的均衡發展。資源共享，就是集群內所有學校共享龍頭學校的教育資源，包括師資力量、管理模式、硬件設施等，同時，龍頭學校也能共享其他學校的資源。

2.一體多元，生態共生

一體多元就是各集群校在同一個區域教育共同體――方莊教育集群內，實行多元化發展。因為優質均衡是基礎教育發展的核心目標，內涵發展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途徑，張揚差異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方法，各美其美是優質均衡的具體表現。集群不同于集團，集群建立后，集群校的法人地位不變、辦學性質不變、人事關系不變、資源的所有權不變，這是一種既自主又合作的“1+N”體制的區域教育共同體，集群校是平等的戰略伙伴關系，互相尊重，共贏共生。這種體制激發了每一所學校自我管理、自主發展的內驅力。

集群發展不僅是資源的簡單整合、平均，實質上集群內各種元素組合方式的根本變革，是一種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通過結構的優化調整，能夠實現集群治理效率的提升，而要實現這種提升，必須基于深度資源合作、整合與共享，才能實現區集群的良性互動、循環和升級。也就是說必須將集群建設成為優質區域教育生態，不僅生態共生，而且必須不斷發展，創造出更高級的課程教育資源。

3.內生外引，打通各學段學生出口

區域教育根本目是解決學生的出口問題，教育集群如果不能打通各學段學生的出口，徹底改變金字塔式的教育結構，那就只能是一個低級的教育共同體。所以，集群必須從內外兩個方面著手，內生外引，打通各學段學生出口，才能實現集群的根本任務。

方莊教育集群建設取得的成績，得到了社區、家長和學生的好評，《人民日報》、《中國教育報》、《中國教師報》、《北京日報》、《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北京晨報》、《北京商報》、《北京考試報》、《新京報》、《京華時報》、《法制晚報》、《競報》、《現代教育報》、《豐臺報》、《勞動午報》等十余家新聞媒體先后進行了五十多次報道。豐臺區教委也適時地將教育集群這種發展模式進一步推廣，目前除方莊教育集群外，又建立了東高地、云崗及南站3個教育集群。2014年，豐臺鎮、馬家堡、盧溝橋、長辛店等地區將建成4個教育集群。2015年，萬豐、大紅門、南苑、麗澤金融區等4個教育集群也將建成。預計到2017年，還將建成科技園區、首經貿、園博園、青龍湖等4個教育集群。屆時，豐臺教育集群將達16個，集群化發展將成為豐臺區教育的突出特色。

當然，方莊教育集群作為一個區域教育共同體，其發展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例如封閉性、同質性、依賴性、資金鏈等。為克服這些問題，目前方莊教育集群正在進行第二期規劃，規劃主要從加強集群研究，深化集群發展機制，完善集群保障機制等方面進行。集群研究我們主要以專家理論研究和集群實踐研究為主。深化集群發展機制我們主要從加強集群內教師流動機制、完善資源共享機制、建立創新激勵機制、建立集群評價機制、建立集群教研選擇制、建立集群圖書資源一卡通制度、充分發揮贏利性培訓機構的作用、深化開放發展戰略等方面進行。完善集群保障機制方面，我們計劃采取完善集群發展資金鏈，實行龍頭學校負責制等措施。

篇6

一、周至縣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建設現狀分析

從1996年開始，周至縣被納入陜西省農業綜合開發重點縣，并成立了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土地治理項目是周至縣農業綜合開發的經常性項目，從1996開始的15年里從未間斷，項目投入逐年增長，從1996年的296.7萬元提高到2010年的1041萬元，累計投入資金9115.854萬元，其中水利措施資金6214.11萬元，農業措施資金1548.884萬元，林業措施資金670.38萬元，科技推廣措施資金412.48萬元，其他措施資金78萬元。土地治理項目是改善周至縣農業生產條件的最主要資金來源，每年支持周至縣實現土地綜合治理800-1000公頃，到2010年基本完成了全縣15600公頃的中低產田改造，完善了全縣的農業基礎設施。2010-2011年的冬春連旱中，周至縣受旱面積達8000公頃，全縣利用430眼機井和配套水利工程設施，灌溉作物6640公頃，為糧食穩產增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周至縣有無項目對比分析

土地綜合治理項目對周至縣糧食生產有直接影響。目前周至縣參與土地治理項目的鄉鎮主要有12個，去除2010年剛加入的尚村鎮，這里選取11個實施過土地綜合治理的鄉鎮進行研究。有無項目對比分析是項目評價中常用方法之一，可以對項目實施前后進行對比分析，也可以對項目區與非項目區進行對比分析。

（一）項目實施前后對比分析

通過比較項目區在土地治理項目實施前后的糧食單產變化趨勢，初步評價土地治理項目對周至縣糧食生產的影響，分析結果如圖1所示。從圖1可以看出，1995年，周至縣11個農業基礎生產條件較差的鄉鎮未實施土地治理項目以前，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弱，各個鄉鎮的糧食單產表現出較強的差異性，竹裕鄉與九峰鄉的單產差距為2945公斤/公頃，單產僅為九峰鄉的1/3。各糧食單產在較低的水平波動，均值為3218.64公斤/公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341.01公斤/公頃。到2010年，周至縣基本完成了11個主要鄉鎮的農業綜合開發，各鄉鎮糧食單產得到大幅提高，單產最高的鄉鎮九峰鄉與單產最低的鄉鎮司竹鄉的單產之差為2095公斤/公頃。11個鄉鎮的糧食單產實現在5065.91公斤/公頃的水平波動，比1995年提高了1847.27公斤/公頃，比全縣平均水平高出394.27公斤/公頃。可見，通過農業綜合開發項目的實施，項目鎮的糧食單產對全縣糧食單產的影響由原來的“制約”作用變為現在的“促進”作用（如圖2）。從圖2中可以看出，隨著農業綜合開發的持續推進，11個鄉鎮糧食單產由項目實施初期（1995—1996年）低于全縣水平逐漸增加到與全縣單產水平長期持平甚至偏高。在2007年全縣糧食單產由于自然災害受到重創時，仍然增勢不減，并在最近3年持續高于全縣水平。這不僅體現了土地治理項目增強了農業生產能力，也表明了農業基礎生產設施的改善能有效地規避自然災害，保證農業生產穩產增收。

（二）項目區和非項目區對比分析

不考慮2010年剛進行土地治理的尚村鎮，根據有無項目可把周至縣的22個鄉鎮分為項目鄉鎮（11個鄉鎮）和非項目鄉鎮（11個鄉鎮），分別以1995年和2010年為考察時點，并將糧食種植面積的減量視為農業結構調整的增量，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周至縣項目鄉鎮糧食種植面積占全縣的2/3，單產增幅較大，且有7000多公頃的農業結構調整行為。非項目鄉鎮的糧食單產徘徊不前，農業結構調整不到150公頃。可見，周至縣土地治理項目提高了全縣的糧食單產水平，推動了縣域農業結構調整。

三、土地治理項目對周至縣域農業經濟影響因素分析

（一）對農業產業結構的影響

土地治理項目為周至縣農業結構調整提供了契機。周至縣臨近西安市，又是獼猴桃適生區，具備蔬菜產業和獼猴桃產業發展的自然和社會條件。2005年縣政府實施土地治理項目，在終南鎮建立了萬畝無公害蔬菜示范基地。2008—2009年，周至縣土地治理項目連續支持終南鎮。現在終南鎮已是全市規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專業市場功能齊全、產業化服務體系健全的蔬菜種植示范基地。與終南鎮類似，周至縣富仁鄉在2006-2008年連續3年在土地治理項目支持下進行了大規模的農業結構調整。全縣的蔬菜種植已成規模，并帶動了一批蔬菜專業合作社和產銷企業的形成，為當地的農業發展開辟了一條新出路。土地治理項目也極大地促進了獼猴桃生產。2010年，周至縣獼猴桃種植面積達到2萬公頃。所有12個實施了土地治理項目的鄉鎮，都是獼猴桃發展重點鄉鎮，占總數的2/3，獼猴桃種植面積15673.33公頃，占總數的77.93%。最具代表性的馬召鎮是周至縣農業綜合開發最早鄉鎮，也是獼猴桃發展較好的鄉鎮之一。2009年，周至縣又在馬召鎮啟動了萬畝有機獼猴桃現代示范園建設項目，并在2010年再次在馬召鎮投放土地治理項目資金。2010年，全縣年末耕地面積5萬公頃，獼猴桃和蔬菜種植達到25912.27公頃，占全縣年末耕地面積的一半以上。根據對周至縣獼猴桃種植基地和蔬菜種植基地建設項目的考察，結合對土地治理項目資金投向的追蹤可以發現，對于政府主導的農業結構調整項目，基本都采用農業綜合開發推動，而進行過土地治理項目的鄉鎮，也廣泛存在村民自主型農業種植結構調整行為。可以說，土地治理項目是發展周至縣域農業經濟的重要工具，項目實施大大提升了農業生產結構的合理性。

（二）對農民生活水平的影響

從有無項目分析可知，土地治理項目大規模地提高了周至縣的農業生產能力，使全縣1/2的鄉鎮、2/3耕地的糧食生產由原來“拖后腿”，變為現在的“生力軍”。同時，土地治理項目的實施不僅帶動了全縣糧食單產不斷攀升，還使周至縣非糧農作物產量逐年提高，其中獼猴桃和蔬菜收入已成為農民收入來源的重要部分。2005年以來，周至縣農民人均純收入以較快的速度增長。為了分析土地治理項目導致的農業結構調整對周至縣農民生活水平的影響，這里選用1996—2010年全縣的糧食產量（L）、獼猴桃產量（M）和蔬菜產量（S）作為因變量，周至縣農民人均純收入（Y）作為自變量，應用統計分析軟件eviews6.0進行回歸分析。通過ADF檢驗可以得出，數據序列Y、M、S、L均為二階單整數據；進一步用E-G兩步法檢驗得出，它們之間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直接用LS法進行回歸分析：Y=642.7321+0.014246M+0.006426S-0.000590L(0.824843)(9.360216)(2.693408)(-0.201625)R2=0.976069F=149.5498回歸結果顯示，糧食產出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沒有顯著影響，甚至是負影響。而獼猴桃和蔬菜對農民人均純收入有顯著正影響。因此這里剔除糧食產量（L）因素，重新進行回歸分析：Y=487.5027+0.014216M+0.006397S(4.228358)(9.785150)(2.800390)R2=0.975980F=243.7948再次回歸得到了良好的擬合結果。方程的調整R2為0.9720，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蔬菜年產量（S）和獼猴桃年產量（M）對周至縣農民人均純收入（Y）影響顯著，表明土地治理項目帶來的農業種植結構大調整是周至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源泉。此時，非項目區的農戶的農民人均純收入近為487.50元。

（三）對農業現代化的影響

這里，從化肥折純量、農用塑料薄膜、農用柴油、農藥使用量、農業機械總動力、機耕面積和農村用電量等若干指標來考察周至縣實施土地治理項目以來全縣農業現代化變化情況（見表2）。可以看出，周至縣的化肥折純量指標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與農戶生產投入逐漸增加有關；農用塑料薄膜使用量波動較大，無規律可循；農藥使用量從1996年開始大幅下降，兩年后趨于穩定，一直徘徊在15萬公斤上下；農用柴油在經歷了大幅減少之后，出現小幅微增，這是由于全縣農村供電基礎設施完善以后，居民照明柴油使用減少，與農村用電量的變化趨勢相吻合；農業機械總動力指標有較大增長，但機耕面積卻變化不大，并不斷出現波動，表明土地治理項目對周至縣的農業機械化水平并未產生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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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內蒙古；農業發展；耕地利用

農業的發展與人民切身利益、社會安定和國民經濟發展有著緊密聯系，也直接影響著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獨立自主。內蒙古農業發展和耕地利用已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如農作物及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擴大，農田水利建設水準有所提高等，但為進一步促進農業現代化建設，仍有必要采取措施來加快農業的發展，加強耕地利用。

一、內蒙古農業發展策略

1.優化農業發展政策

內蒙古耕地總面積700hm2，占全國耕地面積的7個百分點以上，因此，加快內蒙古農業發展意義重大。要想促進內蒙古農業發展，首當其沖的是要立足于國家政策，走一條與自治區實際相符合的具有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農業現代化道路即發展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農業，這是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和過渡的必由途徑。另外，還應當堅持以家庭承包為基礎，充分結合基本經營制度，切實讓廣大農民從農業生產活動中受益，以此激發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要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建立新型的農業與工業、城市與農村的關系，更好地解決“三農”中所存在的問題。

2.引進科學技術

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展現代化農業，提高農業產量和質量，關鍵是發展農業科學技術。第一，樹立科技生產的理念，重視科學技術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依靠科技的進步提高農業生產質量，降低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消耗，進而促進農業生產效益的實現。第二，提高農民農業科技的素養。農民作為農業生產的主體，生產方式與觀念直接影響著農業生產活動。為了將科學技術更好地引進和落實到農業生產活動中，必須加大對農民農業科技的教育，提高全體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科技素質，使其成為有文化、懂科技、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第三，加大對農業科技人才的培養教育。人才是核心競爭力，在農業科技推廣和指導活動中，應當組建一支高素質的科技隊伍，并將高科技人才下放到基層農業生產活動中，從事專門的農業生產活動指導工作。

3.加大對農業的投入

農業生產活動是以一定的投入為前提基礎的，增加農業投入，確保農業物資生產資料充足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一般而言，農業投入主要分為物質投入和資金投入，資金投入即是對農業生產活動投入一定量的農用資金，或者對農業科技研究與推廣投入研發資金，以及對改善和建設農業基礎設施的資金投入等現象，都屬于資金投入行為。而物質投入是物資的形式，如化肥、農膜、農業機械、柴油等農業生產資料。加大農業投入，才能確保農業物質生產資料的供應順暢，從而促進內蒙古農業生產快速發展。但在開展農業投入時，需要注意從農業生產實際出發，優化農業生產資源的配置，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

4.實行農業產業化經營

農業產業化經營是一種科學的農業發展理念，是以市場為主導，農戶為基礎，工業化思路謀劃和加快農業發展的方法。農業產業化是與市場經濟環境下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經營模式，是實現我國農業發展道路現代化的重要保障。農業產業化經營有效地實現了生產、加工、銷售為一體的經營方式，將千千萬萬個農戶和千變萬化的市場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加強農業生產活動與市場經濟的緊密聯系。為了更好地服務于農業產業化經營，內蒙古地區還可以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積極發揮對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轉移農民就業等的優勢，為農業產業化經營建立以鄉鎮企業為載體的中轉點，以此加快內蒙古的農業現代化進程。

二、內蒙古耕地利用策略

1.建立健全耕地保護制度

農用耕地是開展農業生產活動的基礎前提，將農業耕地控制在合理范圍內是實現我國農業穩產的重要保障。農業耕地作為一種寶貴且相對緊缺的資源，數量有限，特別是對于內蒙古而言，近年來由于建設用地及生態惡化等因素，農業耕地范圍大量減少，而且由于對耕地保護意識的淡薄，造成了部分農業耕地污染，導致土壤肥料下降，耕地品質不高等。因此，建立健全耕地保護制度，完善相應的法律政策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第一，實行最少耕地保護制度，明確規定耕地數量的最低限額，同時，加強對用地總量的控制和監督，嚴禁開墾荒地等行為，確保農用耕地總量在合理的范圍內。第二，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治力度，對于明確違反耕地利用和保護的違法行為，應采取行政強制措施，還要采取加倍處以罰款、賠償等手段。

2.做好耕地保護及治理

耕地保護及治理是農業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耕地治理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面臨的問題多樣復雜，比如建造栽培設施、節水灌溉、土壤改良等，為了加快治理的速度和成效，必須以連續性投入大量治理資金為保障。所以，要加大對耕地的治理，就要保證資金的投入和供給。由于非耕地相對于可耕地而言，自然環境條件更為惡劣，因此，加強非耕地的保護及治理更為急迫，要把非耕地的保護及治理放在重點，要加大對非耕地地區的投入。另外，對于基礎設施與技術裝備的建設資金，內蒙古各級政府要建設專項農業治理和保護資金，專款專用，以此確保耕地保護及治理的有序、穩定進行。政府部門還可以發揮主導功能，主動牽頭，呼吁社會力量參與到項目建設中來，形成以政府投入為引導、社會投入為主體的多元化融資體制，為耕地保護及治理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三、結語

農業是我國第一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耕地是農業生產的基礎，是一種特殊的農業生產資料。耕地利用、農業發展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緊密聯系。在加強耕地利用，促進農業發展時，內蒙古還應當加快農業信息化建設，發揮信息資源的優勢，促進農業生產及農村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快農業現代化的步伐。

參考文獻：

[1]張立偉，衣保中.農業競爭力的制約因素及提升對策[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2(2):1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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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空巢村；治理模式；溫州農村

引論

溫州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十四個沿海城市之一，其經濟總量與人均GDP都名列全省乃至全國前茅。然而，在開放的市場環境下，受到利益杠桿的驅動，本土精英出現大量的“外向型”流動，他們的主要活動已經轉向了城市，部分農村甚至出現了本地青壯年人口“空殼化”趨勢，即所謂的“空巢村”現象。“空巢”意指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永久性或暫時性的向城市遷徙，許多村莊常住人口數量銳減，留在農村的大部分是老幼婦孺。由于傳統農村精英的外流以及缺乏對農村公共事物的積極參與，以致農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不足。而在溫州，與空巢村相伴的是外來務工人員大量涌入，占當地總人口的比重持續增高。最終，“空巢”的溫州農村并沒有出現理想的鄉村治理模式，而是更多的表現出超前的村民市民化傾向，這給溫州農村治理模式特別是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可以說，溫州的空巢村問題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社會治理模式的轉型與創新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社會轉型與“空巢村”的形成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有目共睹。然而，我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型的快速發展，不斷推動著城鎮化的進程。在此過程中，我國農村社會相應地出現了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大規模轉移的現象，致使許多農村居住的人口數量銳減，而其中老幼婦孺占據大多數。這也是“空巢村”最為突出的表象之一。縱觀我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我國“空巢村”的產生有其客觀的必然性，它是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也是在社會變革、經濟發展以及生計所迫等多種社會因素影響下所產生的。

第一，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城鄉壁壘，加速了勞動力流動。

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屬于典型的計劃體制經濟國家。由于當時的政策導向，政府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將經濟資源由農村向城市聚集，城鄉收入差距逐漸形成。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不斷深入，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相對而言，農村社會的經濟狀況表現得更加貧窮、落后。農村不僅人口密度大，土地資源有限，其勞動生產的收益率也相當的低。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聚焦民生》顯示，2010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比已達到3.23：1，成為了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農村居民僅憑農業生產，根本無法獲得足夠的經濟收入來滿足日常生活所需。因此，絕大部分有能力，敢于冒險、嘗試新鮮事物的的青壯年農民就離開落后的農村，去往存在更多就業機會的大城鎮，以獲取更多的經濟收入。這也恰好體現了“空巢村”的實質：在經濟利益驅動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大規模的轉移的過程。以溫州農村為例，溫州人素來有經商的傳統，據有關調查顯示，溫州有外出經商者近300萬，每年新增外出人口10萬人。在部分鄉鎮，幾乎所有的青壯年勞力都外出務工或經商。因而，溫州農村的“空巢村”現象，在我國就表現得尤為突出。

第二，社會文化區域性發展加大了城市相對于農村的競爭優勢。

從我國社會歷史的變遷來看，我國逐步從最初的農耕文明社會向現代化社會主義社會邁進。而與此同時，我國農村與城市的文化界限越來越清晰，長期以來的平衡似乎難以維持，城市不斷地加速向文明發展，而農村卻逐漸成了“落后地區”的代名詞。雖然整合城鄉步伐，加快農村與城市融合的一體化建設不斷地被提出，但城鄉區域化分離現象依舊十分顯著。突出表現為，農村村民科學文化素質不高，與城市聚集的精英相去甚遠。現實也表明，社會文化區域性發展與轉型在不斷加大的今天，文化力越來越成為區域發展和競爭的重要力量。現代化的城市，匯聚了現代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相對于落后的農村，城市更具有競爭優勢。

城市各種專業人才匯聚，擁有先進的新文化、高端的新科技、科學的新理念，所帶動的產業發展也是高效率、高效益的，這也創造了發達的城市文明。城市存在著各種機遇與挑戰，敢于冒險的農村青壯年和具備專業技能、知識的高端人才都擁擠到城市尋找更好的發展空間。相對于農村，城市擁有絕對的競爭優勢。相關統計顯示，農村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顯然低于城市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只有在發展迅速的城市，普通的農村居民才能不斷地開闊視野，學習到新的技術技能，從而掌握更多更高端的文化，增強自身的科學文化素質。以此，才能創造出更多的勞動價值。

第三，社會公共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也導致農村精英的流失。

與城市相比，農村的各種物資都極為貧瘠。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公共醫療衛生事業服務、公共教育服務、公共文化娛樂設施建設這三方面。就其公共醫療衛生事業方面而言，落后的農村鄉鎮醫療機構存在著諸如業務用房緊張、設施簡陋、優質醫務人員缺乏等現實問題。而在公共教育服務方面，農村面臨著教育機構數量稀少、規模小、辦學效益較差、教育資源也相對貧瘠等境況。在公共文化娛樂建設上，又可將其不足概括為農村的文化娛樂點少，設施差，布局不合理等。

事實上，農村公共資源的供給不足，很大程度上與政府的優先發展城市的思路有關。這意味著城市的社會公共資源是相對富足的，也吸引更多的農村人去城市生活。比起落后的農村，城市相對完善的公共服務體制，更能給人提供一定的公共基礎保障。況且在教育事業備受關注的今天，城市的高升學率擁有絕對的吸引力。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基于“望子成龍”的渴望，愿為了子女的美好將來付出一切艱辛。這一渴望，更是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將子女送往城市就學的同時，他們也跟著進城務工、經商等。從而，實現了農民向城市居民的轉變。

二、“空巢村”社會治理模式的困境

第一，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失制約農村生產力發展。

隨著我國城市化不斷地加速發展，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不斷地涌向城市已成為了勢不可擋的趨勢。與此同時，我國農村經濟由于有效勞動力的流失，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剩余勞動力明顯不足的“空巢村”，更是老弱病殘農業的典型。“空巢村”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村中人口稀少、分布相對分散。“空巢村”不僅沒有高效的農業生產技術或設備，也缺乏最普通的年輕勞動力，這些都直接導致農業生產力低下，農民的農業生產效益甚低。目前溫州的農業就可被稱為“老弱病殘”農業。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社會發展的歷史因素，溫州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幾乎都是向外輸出，僅剩 “老弱病殘”成為了農業的主要勞動力。精英的流失，使得農村缺乏專業管理人才，村莊的治理更是變得難上加難。

第二，“空巢老人”問題越發突顯。

空巢老人是指子女常年不在身邊，獨自生活的老人。據民政部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鄉空巢家庭超過50%，部分大中城市達到70%。農村留守老人約4000萬，占農村老年人口的37%。溫州農村的空巢老人問題也非常嚴重，有關數字顯示，早在1995年溫州就進入了老年型社會；2009年末，溫州60歲以上人口已達108.10萬，占總人口的13.87%。其中，老齡化程度排名前三的鹿城區、文成縣、泰順縣，老齡化程度與歐洲發達國家相當。

很多的溫州農民已拖家帶口離開農村，可偏偏固執的老輩們一直堅守留在農村生活。諸多溫州子女，在外經商，財富有了累積。因此，在物質生活上不會虧待留守的老人。可是，沒有子女在身邊陪伴，老人心理上孤苦無依，精神生活無以慰藉。更為特殊的是，溫州這個僑鄉，很多溫州農村“空巢老人”的子女都已移民國外，老人難舍故土，堅持留守。“空巢老人”的贍養問題日益逐漸突出。

第三，“空巢村”的留守兒童身心健康成長備受考驗。

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流動到其他地區，孩子留在戶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兒童。根據權威調查，在2005年我國農村的 “留守兒童”數量已超過了5800萬人。當前，我國留守兒童數量仍有不斷上升趨勢，據有關數據統計，溫州農村大約有留守兒童7萬名，他們大多由老輩們或是親朋好友代為監護、撫養，將其稱之為“寄養”。

然而，沒有父母在身邊教育、撫養，他們的身心健康發展都存在問題。眾所周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從小就缺乏正確的指引、教導，很難培養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親情缺失，啟蒙教育缺失，不免使得留守兒童心理有偏差。對此，“空巢村”留守兒童的“情感空巢”、“教育空巢”問題就十分令人擔憂。

第四，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足。

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減少使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主要表現在公共產品供給量很少，公共服務供給效率低下，及其公共服務建設結構不合理。例如，在村民自治中，缺乏專業管理人員，村莊的村容村貌破舊落后；而勞動力的缺乏，致使其基礎設施建設也很不完善；且由于尚處于起步階段，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健全，農村居民的保障水平仍舊十分低下，與城市存在很大差距，農村老人的養老保障體系建設就相對落后很多。此外，政府對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均衡，表現為對城市有偏向投入，而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

三、“空巢村”社會治理模式的發展思路

“空巢村”所帶來的是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城鎮化、工業化的必然趨勢。若違背這樣的必然趨勢，則會嚴重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然而，“空巢村”的治理，并非絕對性地要求已流向大城市務工、經商的青壯年全部回流。而是應建立在有效緩解或徹底解決現狀的基礎上，沖破現在的困境，尋找新穎的治理模式。

第一，統籌城鄉人力資源配置，創造人才發展平臺。

首先是想方設法探索如何破解“空巢村”精英流失，專業人才缺乏的局面。必須從貫徹新農村建設中“統籌城鄉發展”這一要求出發，統籌城鄉人力資源配置。其中的關鍵的是創造讓人才施展才能的平臺。政府應當在這方面出臺優惠政策，給予精英們比較優越的條件，讓他們愿意回到農村工作，為農村治理貢獻自己的特殊力量。換而言之，引進人才是促進“空巢村”發展 的原動力，而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勵和支持就是給予他們成長的“土壤”。為了“空巢村”治理，要邁出的第一步就必須是引進人才尤其是專業人才，這勢必能對振新“空巢村”有所貢獻。

第二，在外勞動力返鄉創業，帶動本地經濟發展

農村勞動力在城市打拼，積累了一定的經驗、財富，學習到了新技能、新理念，可以鼓勵他們返鄉創業，創造更多的財富。“農民工返鄉創業熱潮”的掀起，有部分是緣于農村相對于城市，其生活成本來得更低。在此方面，政府應大力推廣創業扶持政策，相關部門則要做好充分配合工作。積極支持、引導小型產業發展，優化其經濟、產業結構，促進農村經濟增長。例如加大對創業村民的培訓投入，提高其科學文化素質；放松創業資金貸款條件限制，拓寬融資渠道等，最終實現更好地帶動本地經濟發展，讓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緩解或去除“空巢村”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

第三，保障“空巢老人”物質、精神上的雙重需求，實現老有所養。

在社會化養老保障制度與養老設施尚未完善的境況下，“空巢老人”是一大社會困擾。為此，積極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是幫助獨居老人安享晚年的必要舉措之一。在溫州農村的“空巢老人”，其子女都舉家移民國外，剩下孤零零的老人獨守著那片故土。雖然，物質上挺富足的，可精神上卻是極大的匱乏。針對這一情形，則更要關注老人們的精神生活。政府資助一部分，再向“空巢老人”的子女們募集一些資金，然后可構建集中區域化的養老模式。建立區域養老機構，將十分分散的“空巢老人”生活在一起，不僅給其提供基礎的生活所需，還幫其安排策劃一些娛樂節目，滿足精神生活需求。

第四，關愛“空巢兒童”，促其身心健康發展。

在“空巢兒童”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的引導、教育是十分關鍵的。然而，很多家長外出務工、經商，就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物質生活，可卻忽略了更重要的孩子的心理成長。因此，首先家長要努力糾正他們“金錢至上”的觀念，取而代之灌輸他們要給孩子更多的關心與愛護。其次，學校要加強監督教育及時疏導孩子，多開展集體活動，給予必要的關心、鼓勵。再次，政府應當積極推出優惠政策，完善教育體制，解決“空巢兒童”的生活、醫療、受教育等問題，保障“空巢兒童”感受到平等的對待。

第五，借鑒溫州“農村新社區”建設經驗，推進農村社會治理創新。

溫州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形成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溫州農村主動向前邁進一步，探索“農村新社區”建設，完成“農村到社區，農民到市民”的轉變。溫州“農村新社區”是一個在當前特定時期通過農村實行“三分三改”農戶集聚形成的一定區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三分三改”指“政經分開、資地分開、戶產分開”和“股改、地改、戶改”。這樣不僅有助于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也推動了溫州農村的轉型發展。而其社區的組織構建，則是通過“并、聯”的方式將市、縣、鎮5405個行政村組建成856個農村新社區，整合農村新社區基礎設施，形成社區便民服務中心、社區綜治服務中心、社區計生衛生中心、社區文體活動中心、社區老年活動中心等五大功能設施網絡。這些舉措不僅完善了基礎設施建設，也通過資源整合使村民享有更多更好的社會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空巢村”的產生。

參考文獻：

[1] 林振興.溫州14萬余名的空巢老人缺個知心聊天人[N].溫州都市報，2011-09-30，A14.

[2] 王樂文.讓留守兒童告別弱勢心態[N].人民日報，2011-08-18，第19版.

篇9

關鍵詞：校企合作；網絡化治理；內涵特征；動力邏輯；趨向路徑

作者簡介：張培（1986-），女，重慶璧山人，重慶工商職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管理；南旭光（1978-），男，江蘇徐州人，重慶工商職業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管理。

基金項目：2015年度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治理模式研究”（編號：2015YBJY132），主持人：南旭光；201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類重點項目“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的治理結構、實現途徑和政策研究”（編號：AJA140003），主持人：楊進；重慶市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三融合’辦學思路下立體協同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與實踐”（編號：153288），主持人：張培。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6）07-0026-05

在本世紀過去的15年，我國職業教育經歷了一個飛速發展時期，不僅辦學規模取得了急劇的擴張，比較好地支撐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職業性人才的多層次需要，而且人才培養質量也逐年提升，比較好地滿足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對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可以說，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已經向縱深推進，更主要的是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已經成為我國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主要途徑和重要載體[1]。伴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步伐的加快，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職業教育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更大，要想增強吸引力、持續的快速發展，就要圍繞校企合作構建起與區域間互動合作、與行業互動合作、與企業互動合作、校企深度融合的新網絡系統。事實上，不管是從校企利益共同體的角度，還是從社會關系資本的角度，亦或是從國家“推動行業、企業和社區參與職業院校治理”、“鼓勵多元主體組建職業教育集團”等政策要求，都需要推動高職院校、行業、企業、科研機構、社會組織等主體之間的共同參與，形成網絡化合作。然而，面對日益復雜的合作內外部發展環境、合作的不確定性和日益多樣化的社會需求，職業院校在推進校企合作的過程中，仍表現出許多的不適應，嚴重制約了職業教育及其人才培養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究其原因，本文認為關鍵在于需要進一步推進校企合作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應該創新校企合作治理模式。面對校企合作中合作形式的多樣化、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和委托――問題的復雜化，治理問題已經不在于選擇何種治理工具了，而需要考慮是否將各類參與對象納入到治理過程中，實現多元主體之間復雜博弈過程的相對平衡。而如何更好地將分散化的、各具利益訴求的主體粘合起來以實現校企合作的“善治”目標，正是網絡化治理（Network Governance）所研究的問題。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作為一種典型的網絡化社會組織，對其推行網絡化治理，自然是校企合作治理實踐演進過程的必然趨勢、備受關注的治理形式和可靠的路徑選擇。

一、校企合作網絡化治理的內涵及特征

（一）校企合作網絡化治理的內涵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國家在公共事務方面的管理模式已不再單純依靠權力型治理，政府不再被視為唯一的權力運行中心和行為主體，轉而向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合作、政府機構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公共管理機構和私人部門之間的合作、被動強制與主動自愿之間的合作演化。在這種治理理念下，管理活動是嵌入到復雜社會關系之中的，私人組織、公眾機構和個人的參與都被納入其中，并以問題導向的原則形成了由多形態參與主體構成的社會網絡組織體系，從而產生了一種比較復雜的協同合作的多中心治理模式[2]，這便是網絡化治理。盡管網絡化治理最初是被引入到政治學和公共管理領域的，但是作為一種新的治理模式，它主張政府機構、市場組織和私人部門等都作為社會多元的治理主體，這對于創新社會管理、變革治理機制、重構組織體系的治理結構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經濟新常態下，社會競爭關系日益復雜化，社會組織更多地呈現出網絡化的特征，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也不例外。經濟社會發展對職業性人才培養的多元需求使得校企合作參與主體彼此之間有越來越多的事務需要協商、越來越多的資源需要交換、越來越多的利益需要共享，當然也就越來越需要在治理過程中采取一致的行動。正是基于在校企合作活動中達成合作關系的各參與主體或部門之間所形成的網絡關系，網絡化治理認為在這個合作網絡之間存在著資源的相互依賴、信息的相互交換、知識的相互共享、行動間的彼此互動等，這就意味著許多行為主體要共同參與到治理過程中來。換句話說，在網絡化治理模式下，不僅存在沿著自上而下的層級結構建立起傳統的縱向的權力線和行動線，還必然存在著藉由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所結成的多樣化的橫向合作伙伴關系，從而呈現出現代社會組織治理機制的復雜性、多樣性、靈活性和動態性。概括而言，校企合作網絡化治理的實質在于它是一種不同于單純的官僚層級體制（政府治理機制）或純粹的市場化體制（市場治理機制）的新型的組織治理機制，是因由校企合作而使得政府、職業院校、市場組織及私人部門等參與主體在一個制度化或慣例化的框架中相互依存，并為了實現相互之間所達成的合作愿景和目標價值而協同開展的聯合行動。

（二）校企合作網絡化治理的特征

第一，行動基礎的彼此信任。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合作產生的基礎，也是網絡化治理的保證。作為一類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系統，校企合作從最簡單的依靠情感認知獲取的人際信任逐漸延展到受組織文化、行為特性、管理模式等因素影響的合作過程信任和合作制度信任[3]，從而演變成一個基于信任維系和制度規約機制下的多邊合作框架。當然，校企合作網絡內的信任關系強弱和信任的維度多寡不是一成不變的，是隨著合作項目的變化和合作主體的變化以及時間變化而動態變化的。

第二，行動主體的多元拓展。隨著社會分工的愈發細密，場景式人才培養更加迫切，無論是高校還是行業企業，都無法獨立承擔起適應社會需要的人才培養的任務，也就無法獨立承擔起校企合作的治理任務，必須充分發揮各自的能力、資源和優勢，吸引多元社會主體進入到校企合作治理場域，共同參與人才培養事務，形成開放性的治理模式，架構更大更多向的合作網絡，形成更多的治理中心，構建出全新的校企合作治理路徑。

第三，行動模式的合作互惠。校企合作之所以達成，就是因為參與者認同彼此通過交換資源、共享知識、實現共同目標而愿意采取相互協同、相互依存的合作路徑和集體行動，這是一個交換與合作的過程，更是各合作主體之間形成動態的相互依賴的結構關系的過程，既要允許也要鼓勵通過資源交換和優化配置以換取彼此的利益、協調彼此的行動，也只有通過網絡化治理才能保證互惠互利，滿足各自獨立的個性化的利益要求。

第四，行動規則的民主協商。網絡化治理的對象是一種特定的組織，是一個建立在聯結公共部門、私人部門、社會組織及個人基礎上的網絡結構形態，從其內在邏輯上就具有互動作用的設定，必然要強調各合作主體之間依靠彼此橫向的協商而達成一致的行為，而不是簡單粗暴地依靠縱向的指揮命令達到權威認同。這種民主協商可以通過地位規則、邊界規則、整合規則、信息規則等，建立相互依賴的關系，從而減少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也坦然共同承擔合作風險。

二、校企合作網絡化治理的動力邏輯

（一）經濟社會轉型推動校企合作走向網絡化治理

毋庸置疑，經過30多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與此伴生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也不斷得到創新和突破。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深化，既要求各類社會組織以較強的協作互動能力應對環境變化，也為網絡化治理提供了經濟基礎和制度條件。事實上，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本質凸顯在其社會化、多元化、民主化等組織和行為特征上，必然要求各參與主體具有自主性，為推動社會資源整合提供了條件，也提升了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各方參與者實現網絡化治理的內在需求。而且，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國家治理制度和社會控制體系的重構催生了各類異質性的網絡化治理主體，不僅有效推動了政府管控行為從校企合作活動中的退出，還為校企合作網絡化治理提供了組織保障。近幾年，特別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不僅明確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還確定了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創新社會治理”、“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此后“推進職業教育集團化發展”、“探索混合所有制辦學”、“深化校企合作發展”、“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職業教育”等關于促進職業教育發展的系列利好政策接連出臺，如今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新理念之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次拉開了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新路徑。一個更大的藉由“互聯網+”發展范式誘致的以創新驅動為內核的校企合作網絡化組織體系正在形成。這些外部不斷發展變化的經濟社會轉型，為校企合作網絡化治理提供了內生動力。

（二）校企合作彰顯社會公共價值需要網絡化治理

盡管“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已是被實踐證明了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重要路徑和載體，行業企業和職業院校之間也理論上有著天然的相互利益訴求關系，但現實層面的實踐推動卻顯得困難重重。其中原因在于職業教育人才培養和行業企業用人需求之間有一個難以跨越的“中間地帶”[4]，這是社會分工“異化”所導致的結果。從經濟邏輯上考察，既反映了市場機制的作用成效，又揭示了政府治理機制和市場治理機制的失靈；從政策體制邏輯上考察，目前既缺乏明確的規范約束，也沒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支持和保障。而事實上，無論是職業院校還是行業企業，除了自身的社會責任和社會價值之外，在促進職業性人才培養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它們還有著共同的社會價值認知，在各自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及功能擴展的領域內，也存在著“相向而行”的內涵價值指向和價值認同。這不僅成為解決橫亙在校企合作之間的模糊地帶問題的邏輯起點，還成為政府機構、職業院校和行業企業等愿意努力通過多主體合作、多元化合作、多維度合作打造校企合作網絡并通過網絡化治理模式的選擇實現社會公共價值的邏輯起點。如今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網絡的構成主體，已經不再局限于職業院校和行業企業，轉而向“政、產、學、研、中”全領域、全產業鏈條演化，建立校企合作價值共同體是必然的趨勢。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校企合作更是一種全新的通過公私部門合作，由政府行政機構、職業院校、營利性私人部門、非營利組織等廣泛參與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社會公共價值網絡，對網絡化治理的需求由此而生。

（三）校企合作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需要網絡化治理

作為一種兼具“教育屬性”和“職業屬性”的教育類型，在產業轉型升級加速的背景下，職業教育的應用性、開放性、現代性非常突出，這也就決定了職業教育及其校企合作網絡必然涉及越來越多的參與主體，而要權衡協調它們之間性質各異的利益訴求，就不能采取普通的或者傳統的治理模式，必須考量其多元、全局、復雜的治理特質。所以說，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首先要面對的發展目標與戰略任務就是治理能力現代化――其核心就在于對校企合作問題的治理上，是對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治理效率與治理合意性所提出的本質要求[5]，也是現階段我們應重點突破的瓶頸制約。傳統意義上的校企合作是邊界很清晰的組織體系，職業教育機構和行業企業之間往往是線性合作，具有層級秩序特性；而新常態下的校企合作不再是一對一、點對點的合作，主體的多元化造成了合作向網絡化發展，直接模糊了校企合作的組織邊界，呈現了相互⑼傅那魘疲校企合作網絡也就更具靈活性、主動性、積極性和適應性。事實上，無論從理論研究層面還是從實踐推動層面看，對校企合作活動而言，從管理走向治理，正是推進職業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新時代提出的新命題。這就要求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必須重新明確治理目標，改變傳統的完全依靠行政命令的管理體制，建立完善的網絡化治理體系和網絡化治理機制，推動政府主管部門、職業院校、市場組織和其他社會主體之間可以有效協作，不斷提升職業教育的辦學質量和社會適應性，真正實現校企合作治理能力現代化。

三、校企合作網絡化治理的趨向路徑

（一）重塑政府角色定位

盡管傳統的高度集權的教育管理體制在改革開放之后逐漸瓦解，讓位于更為活躍的市場組織和社會力量，更多地表現為政府權力主導、社會共同參與的網絡化治理特征，但是，由于歷史原因和體制現實，掌握著大部分教育資源的政府并未從校企合作管理中有效退出，職業院校校企合作治理主體依然比較單一。在網絡化治理機制中，政府理應充當“元治理”的角色，其定位應從臺前轉到幕后，從游戲參與者轉向規則制定者。政府在治理結構的變革中更多的是發揮引導作用，既要提供諸如合作機制、信任機制、協調機制和責任機制等以便在校企合作的外部環境和政策支撐層面起著主導作用[6]，同時又要致力于促進校企合作參與各方建立共同的愿景，進而鼓勵各主體創新制度安排以便補充和完善現有治理機制的不足。所以，政府有效介入的目的在于引導、組織、協調和規范各類社會資源以最大程度地增加公共利益和提升公共價值，而不是直接由其提供職業教育服務和產品。所以，為了建立并完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要注意發揮好政府的主導、協調、監督、推動等作用，這樣才能真正推進校企合作網絡化治理模式的實施，從而促進職業教育更健康可持續的發展。

（二）推動企業主導參與

如果認真梳理校企合作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校企合作”在最初是一個虛無的概念，因為職業教育與企業的關系原本就是一體的，“學習過程”和“工作過程”也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在社會化大分工的推動下，職業教育和企業生產逐漸脫離開來，也由此帶來了一些職業教育人才培養中無法跨越的問題。如今，我們大力推動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鼓勵探索混合所有制辦學和現代學徒制試點等，實質上都是在重塑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辦學主體地位。如今，面對著“中國制造2025”和“互聯網+”行動計劃，再加之“互聯網+”作為一種新的發展范式對傳統業態的變革和新業態的催生正在加速，職業教育要適應產業環境以及技術環境的快速變化，就要深度調整辦學定位和辦學思路，讓企業主導校企合作活動，從“合作”走向“融合”，真正參與到人才培養的全過程，提供工作場景的學習，校企合作“雙主體”或者“企業主導+學校主體”辦學，突破辦學壁壘和環境約束，形成全方位、立體化的職業教育辦學平臺，共同遵循教育發展規律，真正服務行業企業的需求，為企業和社會培養高素質的技術技能型人才。

（三）構建多邊戰略聯盟

如今，在經濟社會轉型升級及各種困難疊加時期，不論是企業生產還是職業教育辦學，發展環境和生存環境都越來越復雜，各種不確定性相較于以往更加難以把握。因此，必須從戰略高度關注校企合作、關注合作網絡內關系的多重連接、關注合作主體之間的協作、關注內外部資源的統籌及協調。所以，圍繞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由職業院校、行業企業、科研院所及中介機構等共同建設，以契約或資產為聯結紐帶而組成的職業教育集團就正當時。這樣便可以構建起多邊的戰略聯盟組織體系，可以使各參與主體超越自身的單獨作用，形成校企合作網絡的整化效應和聯合效應，在統籌各類利益相關者訴求和合理配置資源的進程中實現校企一體化辦學、不同層次職業教育協同發展、各類教育集約化發展。事實上，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看，作為一種介于“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職業教育服務，應該在政府引導下，借國家大力發展公私合作伙伴關系的契機，充分發揮其制度創新作用和機制轉換職能，建立由職業院校、行業企業等共同參與的多元化職業教育供給體系[7]，成為現代網絡化治理的典范。

（四）加強多元集成創新

一般意義上講，職業院校具有人才培養和技術服務的優勢，而企業則具有把握市場規律和技術商業化方面的優勢，也正是如此才可以基于資源與能力的互補而形成有效的校企合作。但事實上，職業院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與產業發展和行業企業需求之間還存在不少差距，使得職業性人才供給和需求之間存在現實的脫節。從實際運行中來看，企業的新產品、新生產流程、新經營模式等基本上都是系統集成創新的結果，職業教育人才培養也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多元合作集成創新的結果。校企合作成員單位之間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強，只有通過整合資源和優勢才能最終形成現實生產力和競爭力，合作過程中的集成創新則明顯更具有持續的優勢。職業院校需要把來自不同行業企業、社會組織或科研院所的技術能手、高管人才及其先進技術和方法集成起來，以形成辦學優勢；企業也需要將職業院校的技術服務和人才培養過程引入到真實的生產環境中，從而集聚人力資源優勢以形成核心競爭力。校企合作網絡的構成單位可以因由市場機制的作用，按照十提出的“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合作創新和集成創新，形成更緊密的網絡化治理模式。

隨著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建進程的深化，校企合作已經成為職業院校在加強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中必須實施的戰略性舉措和基本策略。但是校企合作的不順暢或者合作不深入卻極其常見，除了一些眾說紛紜的原因之外，根本還在于多元合作參與者的治理不當造成的。這是因為，新常態背景下校企合作的網絡化越來越明顯，合作組織體系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權力越來越分散，各種問題更加復雜化、動態化，如何才能兼顧合作效率及資源配置效能的雙提升，網絡化治理模式就成為了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治理的首要選擇，可以在多元化的參與主體之間建立一種真正的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實現職業教育的社會公共價值。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更加完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網絡化治理將重新界定政府機構、職業院校、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建立起公民社會治理結構，進一步創新社會治理模式，它也代表了校企合作治理的未來。

參考文獻：

[1]南旭光，張培.高職校企合作伙伴選擇及穩定機制研究[J].教育與職業，2015（33）：18-21.

[2]孫牧.網絡化治理研究綜述[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0（4）：80-83.

[3]李曉歌，夏維力，劉杜娟.基于信任演進的校企合作創新網絡知識轉移動力機制研究[J].情報科學，2015（5）：42-47.

[4]解水青，秦惠民.阻隔校企之“中間地帶”芻議――高職教育校企合作的邏輯起點及其政策啟示[J].中國高教研究，2015（5）：85-90.

[5]唐明良，張紅梅，張濤.基于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職業教育治理體系構建[J].教育與職業，2015（34）：5-8.

篇10

摘要題農業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

正文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其非凡的國情決定了農業在中國具有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為重要的地位。在當今世界中，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農業像中國這樣長期困擾著整個經濟的發展，成為左右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的持久因素。

雖然中國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讓占世界總人口22％的人口豐衣足食，被世人譽為“世界經濟史上持續發展的一樁奇跡”。但是，中國人口規模的迅速擴張、生態環境的加劇惡化等卻使未來農業發展面臨多重危機。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第1號國情報告所得出的這一極富挑戰性的結論，喚起了人們對中國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問題——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深思。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提出了震動世界的“中國糧食”，更引起了中國乃至世界對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研究的廣為關注。

中國究竟應選擇怎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便構成了中國如何邁向21世紀的主要研究熱點問題之一。

一、戰略觀點（注：根據研究者所提出見解的學科側重或學科傾向，大致將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概括為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并不是嚴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學科研究領域進行區分。）

《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的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保持農業生產率穩定增長，提高食物生產和保障糧食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狀況，保護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合理永續地利用自然資源，非凡是生物資源，以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確保食物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和合理利用保護資源。

針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應選擇什么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對于這一問題目前在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觀點。

（一）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中心馬世駿院士為首的生態學家，就開始倡導中國應該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80年代中期，馬世駿曾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參與了聞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們共同的未來》籌備工作。認為應以生態控制方法誘導非機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發展而不是以回歸自然的方式去保護環境，從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并提出中國應實現以生態經濟原則為指導的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自此，關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問題的研究，便層出不窮，形成了流派紛呈、見解各異的多種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

1.“生態農業論”。生態農業是中國最早觸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發展戰略，且至今仍將其作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方向。

該戰略是在總結吸取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生態經濟學原理，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結合現代農業的先進技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集約經營治理，以期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環、持續、高效”反映了持續發展的宗旨。

2.“效益型農業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保持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發展，既是解決“民以食為天”的需要，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需要。

這一戰略就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遵循經濟原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優化生產力要素組合；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充分合理開發利用自然人文資源。其最終目的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率及經濟效益，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門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

3.“農牧結合論”。這一戰略認為：為確保中國21世紀16億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個以畜牧業為突破口，實行農牧結合，以農促牧、以牧促農、以農牧產品促加工的“種、養、加”和“產、供、銷”一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體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

4.“現代可持續集約農業論”。（注：程序認為中國應該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那種“集約化持續農業”的提法，強調把“可持續的”約束條件作為根本特征，顯然是不足取的。）該戰略認為中國人多耕地少、自然資源相對緊缺，農村欠發達、多數地區尚處于傳統農業階段，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消費趨勢，要求農業在有相應投入和依靠科技進步的基礎上，選擇高產量、高質量、高效益的現代集約持續農業道路。

上述生態農業戰略、效益型農業戰略、農牧結合戰略、現代集約持續戰略等，其核心實質都是要試圖解決、回答如何協調發展生產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問題，這顯然是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密切相關。

（二）農業經濟學家的觀點農業經濟學家雖然不像農業生態學家那樣，能夠直接敏銳地指出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道路選擇，但是卻尤為關注農業發展的內部運行機制，更能從深層次揭示把握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目前，其關注的主要戰略問題有：

1.糧食問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書中，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將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積卻不斷減少，農業澆灌用水也將大量移向非農產業部門，且化肥使用量已達報酬遞減點，到2030年中國糧食將較目前水平減少20％，中國屆時將進口3.69億噸糧食，這將遠超過國際糧食市場擁有的糧食資源，從而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命題。

Brown的這一觀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由此，關于21世紀中國應采取怎樣的糧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悲觀論與樂觀論。

悲觀論認為中國真正解決吃飯問題，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要維持一定的糧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這意味著提高糧食生產水平則會增加財政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從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對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資源緊缺且糧食生產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國家來說，追求100％的糧食自給，會付出高昂的代價；應適度地部分進口糧食，利用人類共有資源最經濟地實現糧食安全，糧食生產應采取“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度進口、促進交換”的戰略方針。

樂觀論認為中國糧食需求的增長不但不會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威脅，更不會給缺糧的第三世界國家糧食造成威脅，技術進步是中國過去糧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中國現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原動力，還將是中國未來糧食生產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糧食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而科技發展又取決于國家的科技投資政策。

2.制度問題。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總體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對農業的發展狀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由傳統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作為產業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發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決定著農業經濟體制的性質或演變方向。只有依據農業比較優勢，推動農業結構變革，提高中國農業整體效率，才有可能使農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為此，應實施包括技術創新、治理創新、機制創新和觀念創新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創新戰略。

3.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了綠色革命前時期、綠色革命時期、后綠色革命時期（Ⅰ）、后綠色革命時期（Ⅱ），應實施21世紀農業技術創新戰略，即改革現有農業科技投資體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規制度，建設強有力的創造發展體系和研究方法，確定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和研究領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構造可持續農業生產政策支持系統，加強農業科研、推廣與教育體系建設，是今后持續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

4.農村問題。關于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論”與“三元化論”。

一元化論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過剩，過剩的農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于農村工業化，應以農村工業化為重心，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進一步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加快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迅速推進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三元論認為中國農村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失衡加劇，失衡主要表現在時間順序上的差異、變動速度上的差異、產業部門之間的差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應是“三化齊動”，即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其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就是要以農民為本，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為目的，尋找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途徑與對策，并以是否對農民有利作為評價有關農業與農村政策的準則。

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學家主要是圍繞“糧食——制度——技術——農村”等農業可持續發展經濟影響因素，探討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內部運行機理問題。

（三）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假如說農業生態學家關注農業生態問題，農業經濟學家關注的是農業內部運行機制問題。那么，農業地理學家則更為注重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1.“糧食主導論”。這一戰略認為糧食問題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主導中國農業發展的走勢和農業政策取向。糧食問題不僅表現為總量不足，也表現為區域供需不平衡；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將繼續導致區域農業政策的差異，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與農業政策的區域差異將構成中國農業發展區域差異的主流，也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考慮的關鍵方面。

該戰略認為實現糧食安全是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成功實施的第一性條件。

2.“國土開發論”。這一戰略認為中國農業發展戰略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使豐富的勞動力同極為有限的人均自然資源和人均工業資源得到優化組合，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滿足全社會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該戰略認為雖然中國的資源形勢嚴重，但是資源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中國不僅必須，而且經過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資源解決或基本解決食物與農產品的供給。應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國土大開發戰略，這是中國人民永遠能夠養活和養好自己的根本性戰略，必須有計劃、分階段、有步驟地開發尚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的國土，著重在山區、草原和海洋，實行全面規劃，分區治理開發，納入國家計劃。

3.“發展危機論”。該戰略認為中國空前龐大的人口基數是土地資源供給的危機所在，中國持續農業正面臨著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挑戰。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物質基礎薄弱，地區差異懸殊，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為此，考慮農業發展戰略必須強調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協調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優化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的組合；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生產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建立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地區資源優勢和促進地區間優勢互補，力求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以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4.“生存發展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人口膨脹與迅速老化，農業資源日益緊張，環境污染蔓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長又很困難，加之工業化起步時間晚、發展起點低、歷史負重等原因，今后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在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最大問題在于是否使糧食增產趕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長，最大難點在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體制改革只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改革只是為創造、提高和優化新的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與配置機制提供制度的保證，既不能代替生產力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農業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升。因此，應實施“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增加農業投入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關鍵條件，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根本途徑。

總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還是農業經濟學家、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其從不同視角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概括起來看主要試圖集中研究解決困擾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最基本問題，即食物安全、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發展問題，它們構成了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仍主要側重于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還未真正將其轉向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從而也反映出當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是“重經濟，輕生態”、“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等社會發展”，這應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理論源流

回顧歷史，中國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工業化偏斜綠色革命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演進歷程，其理論支撐同樣也基本上沿襲的是“工業化推進戰略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

沿著這一主線追蹤溯源，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形成確立的主要理論源流有：

（一）前蘇聯的發展理論中國改革開放以前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一經濟建設方針是完全照搬或承襲前蘇聯模式。適應于這種工業化戰略，就要求“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以便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中國所選擇的這種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戰略，或稱之為是以犧牲農業發展支援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以工擠農”戰略，確立的根本目標是“強國”，選擇的基本戰略是超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統購統銷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深受前蘇聯發展理論的影響，其主要理論背景有：

1.協調發展論。該理論十分強調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商品率是工業積累和發展的基礎。犧牲農民利益不僅不能加快工業化步伐，而且還可能危及國家統治，主張工業化資金應依靠自我積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稅等正常積累方式取得；強調國民經濟計劃不能脫離市場機制，對于農村經濟應通過與之建立市場聯系，將其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通過發展農業，擴大對輕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輕工業的發展，增加消費品的供給，而輕工業的發展又擴大了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農業發展就為工業化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動力，從而使工農業經濟得以協調發展。這一理論雖未能堅持執行，但卻是后來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理論依據。

2.超工業化論。該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市場價值規律兩個對立的調節者，兩者各有自己的調節范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與市場是對立的，主張由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運用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征收高額賦稅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等方法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為此就不能答應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農業只是被動地為工業增長提供資金和勞動力。

這一理論對后來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為保證農業剩余產品能夠由國家把握，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并適時地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等理論觀點，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極為深刻的作用影響。

3.地理分工論。該理論把社會勞動地域分工問題提到首位，研究與社會歷史聯系到一起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形成、特點、變化和結果，認為應把蘇聯經濟區當作更為復雜的國內和國際體系中的復雜體系進行研究，在社會勞動分工過程中產生各部門經濟的專門化并促進這些部門的形成和發展，而在國家之間、國家的各個區域之間、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之間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過程中，應促進各類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非凡是在對部門進行空間分析時，應闡明各部門內部勞動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門區和樞紐，而在對區域系統和個別的區域進行分析時，也必須對區域的部門結構、主要的輔助經濟部門布局和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三個基本因素：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迅速過渡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戰爭年代慣用的供給制組織形式和動員方式以及農業布局、地域類型劃分及區域規劃等均是上述發展理論運用的具體表現。

（二）西方世界的發展理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前蘇聯式傳統農業經濟體制從歷史舞臺的退出，以及新型社會主義市場農村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國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確立，不僅深受國際環境背景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受國內經濟發展環境的影響制約，更深受來自西方世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其作用影響最為深刻的主要理論有：

1.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并不限于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可獲得“比較利益”，故這一學說亦被稱為“比較利益”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每個國家應該出口能夠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比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產要素的進口商品；在開放條件下假如一國根據它當前的比較優勢確立產業結構，而根據它的比較優勢變化調整產業結構，就可宏觀長期、快速、穩定地獲得經濟增長。這就是聞名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已由傳統的工業化趕超戰略，轉變為通過培育一個相對價格能夠反映產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競爭機制，由特定資源結構選擇確定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比較優勢戰略，以及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比較利益原理牽動下所形成的農業區域專業化和地區間分工協作的不斷加強等，均是比較優勢理論客觀作用的結果。

2.誘導創新理論。認為歷史上有多種農業增長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農業增長道路。那些勞動力豐富而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應該走生物和化學技術進步的道路；那些勞動力稀缺而土地面積相對豐富的國家應該走機械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一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熟悉到了把發達國家的農業技術直接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導致高度無效率的增長。

相反，強調市場需求的誘導創新理論，則認為市場需求決定創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產業產品的發明數量與產出銷售額密切相關，由此引申出三個命題：技術發明是一種經濟活動，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追求預期收益；預期收益取決于該項發明產品的預期銷售額；而采用發明后的預期銷售額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該產品目前的市場銷售額，認為農業技術推廣和使用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市場盈利性，技術創新的收益是與農業研究的外部效應——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有關，而新技術和新品種的推廣率又受到經濟利益的支配。

近年來一些學者運用上述兩種理論對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目前仍然是誘導性的。從要素稀缺性來看，雖然中國農村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完備，要素價格無法正確體現要素相對缺乏程度，但是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仍然為追求產出最大化而尋求相應的技術發明。從市場需求來看，盡管中國的主要農產品非凡是主要糧食作物還受到遺留下來的統購統銷價格體制和行政命令對生產過程的干預，農產品價格和需求數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確體現市場需求的強度，但由于農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農產品生產規模仍然能較好地反映市場需求規模，因而農業科研單位依然可根據實際需求規模選擇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技術創新。

通過綜合應用該理論對中國糧食作物育種優先序列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的糧食增產政策應該從資源和產品控制，轉向以提高單產及開發新的糧食增產來源為中心，認為實現這一新型糧食增產政策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只有通過增加農業科研資源投入、改善科研資源分配，才能夠促進推動該政策目標的實現。

3.二元經濟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弱小資本部門與相對強大的傳統部門并存形成為二元經濟結構，即高工資經濟部門如礦業、大農場、工業、大型運輸業等部門和低收入部門如家庭農場、手工業、家庭傭工、小商業、臨時工等部門并存。高工資經濟部門資本相對充足，實行競爭，可產生利潤，工人可得到自己的邊際產品；低收入部門資本相對稀缺，沒有競爭，不產生利潤，人們要維持生計，必須要消費多于邊際產出的產品，且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低收入部門勞動者將轉向高收入部門，其宗旨就是要尋求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元化道路，即實現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中國因其非凡的國情，不僅客觀決定了全國范圍及不同地區存在著二元化現象，而且同一地區的不同區域或產業也存在著二元現象，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的基本格局。但是，對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熟悉卻形成了4種不同的觀點，即三元結構論、雙重二元結構論、二極經濟論和環二元經濟結構論。

三元結構論認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主要應從社區的角度來熟悉，因而可稱之為城鄉二元結構，其原因在于現代工業一般集中于城市，傳統農業部門分散于農村，但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近年來這一結構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鄉二元結構已演化成了城市現代工業——城鎮鄉鎮企業——農村傳統農業的三元結構。

雙重二元結構論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農村經濟向非農化方面的發展，農村工業在農村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國民經濟結構已由典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成了雙重二元結構，即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農村內部農業與農村工業并存的雙重二元結構關系。

二極經濟論認為建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表明，中國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經濟，而是嚴重的二極經濟，即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基本不發生勞動及其人口流動，兩個部門因而也不發生整體關聯，傳統部門的一級勞動力淀積越來越多因而趨于停滯，而現代部門一級則由于發展迅速而越來越重型化因而勞動力也必然趨于停滯。

環二元經濟結構論認為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及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沒有注重農業及農村發展問題，導致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并進一步演化成了環二元經濟結構。所謂環二元經濟結構就是中國經濟不但從總體上看存在著具有一定優勢的城市及工業和比較落后的農村及農業這樣兩個互相區別的“經濟元”，而且各個“經濟元”內也存在著優勢與落后并存的現象，這些大小不等的“經濟元”便構成了環二元經濟。

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業發展戰略的形成演變，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吸收了諸如新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結構理論、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論、小農有限理性理論、落后經濟理論以及從宏觀角度研究糧食政策、糧食保障和農業持續增長等問題的多種農業宏觀經濟理論。

（三）中國自己的發展理論中國目前最大的生態問題莫過于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問題，由此而帶來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農田污染、水資源緊缺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農業既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常規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續農業發展之路，只能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

伴隨著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國科學家在繼續和發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具體實際，提出了一些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見解觀點。如馬世駿的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李澄與郭瑋的工農業關系理論、王宏廣的要素組合論、馮海發的農業效益評估理論、郭書田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康曉光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吳天然的農村工業化理論、趙昌文的農業宏觀調控論及牛文元的農業持續發展理論等。其中，影響較大的農業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主要有：

1.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該理論認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結構、功能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衡量該復合系統的三個指標是：自然系統的合理性、經濟系統的利潤、社會系統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個多目標決策過程，應在生態經濟原則的指導下擬定具體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和生態目標，使系統的綜合效益最高、風險最小、存活機會最大，即就是要依據生態經濟學原理找出生態問題的癥結，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技術、行政和行為誘導手段去調節系統內部各種不合理的生態關系，提高系統自我調節能力，實現因地制宜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普遍開展的生態農業建設，就是運用這一理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的一種有益嘗試。

2.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業生物在其生長過程中，總是在一定的生長環境中有順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種生活要素并最終形成一定的生物量，農業生物運動和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就叫要素組合規律。

根據這一理論，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實現農業高產高效、避免資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費的基礎。運用要素組合理論實證分析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問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農業發展的過程，是農作物生活要素數量不斷提高、不斷組合優化的過程。

3.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農業生物群體，在土地資源、水資源、光熱資源、礦物元素資源等的共同支撐下完成其生物學的轉換，又在人的參與下完成其經濟學的轉換，其最終所形成的生物物質體增長，既有每年擴大耕作面積所獲得的產品，又有發揮單位面積生產能力的貢獻。這里依據支持人類生存基礎的糧食產量變化趨勢與人口糧食增長趨勢的匹配程度，分析判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將糧食產品增長作為它自身以及所在區域自然資源的生產函數。

根據推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口增長規律與糧食增長規律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狹義”的可持續發展規定了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同步性，它意味著年人均糧食數量保持常量的狀態下，糧食與人口的規模總量增長必須保持嚴格的對應可比，且服從于“不超出區域承載力閾值”，才能被認為是在“狹義”可持續發展的范圍。

依照“狹義”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人口眾多，只有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具備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只有保證當人口達到零增長時的總規模約有16～17億，確保按每年人均400kg計算應達到6.4～6.8億噸的糧食基本需求，并能夠穩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備進一步實現廣義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門檻”，這也是中國農業在目前條件下必須要實現的首要目標。

雖然無論是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還是要素組合論、農業可持續發展論，其理論方法及其實際可操作性等均有待進一步提高完善，但它們究竟是中國人自己探索開拓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幾點啟示

通過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及其理論淵源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綜合研究世紀之交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農業經濟學家還是農業地理學家，越來越多的學者已不再把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簡單地看成是糧食問題或生態問題，而是從更為宏觀綜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亟待形成一個全面綜合而又能夠切實解決農業發展問題的宏觀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系或分析框架。這一理論不僅能客觀地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特點和實際需求，而且還必需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以改變目前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大多是個案性、經驗性或實證性的空泛論述，很少能夠將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二）理論借鑒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而運用其理論并不能“全面系統地解釋或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西方學者很少有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律的熟悉，這就客觀決定了吸收、借鑒和運用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成果或發展經驗時，必須十分慎重，絕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盤移植。

幾十年來中國綠色革命推廣種植的幾種高產作物，雖然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卻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因此，歷史不應再繼續重演，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只能是在對中國國情有一個明確熟悉和正確判定的基礎之上，有選擇地借鑒和運用來自外部世界的理論和方法，在理論構筑上有所創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從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新型戰略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無論是生態農業、現代化集約可持續農業戰略，還是農村“三化齊動”、生存發展戰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舊帶有濃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為色彩，這在實踐中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度干預。因而，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只能是在正確體現“適度原則”的宏觀調控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個能夠真正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實踐要求和客觀規律，以促進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型戰略。這一戰略既要著眼于未來21世紀中國農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又能促進中國農業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調整，更能充分體現《中國21世紀議程》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政策取向。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重要命題，絕不可能單純從一兩個學科視角或運用某一原理及理論透視剖析便能夠解決，只有綜合考察其影響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視角、多學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型戰略。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未來的呼喚。參考文獻

［1］Brown,L.R.1995.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W.W.Norton&company,NewYork:96～97

［2］Gersovitz,M.1983.SelectedEconomicWritingsofW.ArthurLewis.NewYorkUniversity,NewYork:149～170

［3］Griliches,Z.1957.Hybridcorn:anexplorationintheeconomicsoftechnologicalchange.Economitrica(10):94～96

［4］Hichs,JohnR.1932."TheTheoryofWage".Macmillan,London

［5］Lin,JustinYifu.1991a.PublicresearchresourceallocationinChineseagriculture:atestofinducedtechnologicalinnovationhypotheses.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1):31～46

［6］Lin,JustinYifu.1991b.ProhibitionoffactormarketexchangesandtechnologicalchoiceinChineseagriculture.The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4):321～348

［7］Ohlin,B.1968.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89～92

［8］Ricardo,D.1955.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In:straffa,D.TheworksandcorrespondenceofDavidRicads.CambridgeUniversity,Cambridge:27～38

［9］Schmookler,J.1966.InventionandEconomicGrowth.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62～74

［10］賁克平.對可持續發展農業的探討［J］.農村發展論叢，1997，（1）：14～16。

［11］蔡昉.區域比較優勢與農業持續增長的源泉［J］.中國農村經濟，1992，（11）：40～45。

［12］蔡昉，十字路口的抉擇——深化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考［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27－137。

［13］蔡運龍.持續農業及其中國態勢［J］.地理學報，1995，（2）：97～105。

［14］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國農學會編，常平生.農牧結合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M］.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7，246～248。

［15］陳百明.中國土地資源生產能力及人口承載量研究（概要）［Z］.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13～19。

［16］陳成斌，中國農學會編.試論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A］.北京：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研究，1997，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53～55。

［17］陳翱翔.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和現實演變［J］.經濟學動態，1994，（4）：61～66。

［18］陳會英.中國農村產業結構演化問題研究［J］.農村經濟與社會，1991，（2）：20～26。

［19］陳武.比較優勢與中國農業經濟國際化［Z］.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162～163。

［20］陳錫康.中國糧食生產發展猜測及其保證程度分析［J］.自然資源學報，1996，（3）：197～202。

［21］陳錫康.農業發展—21世紀中國糧食與農業發展戰略研究［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56～61。

［22］成升魁.生態系統與持續農業［J］.自然資源，1995，（6）：1～7。

［23］程序.中國應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J］.科技導報，1995，（11）：88～90。

［24］程序.可持續農業導論［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89。

［25］馮海發.中國農業的效率評估——理論·方法·實踐［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2。

［26］甘師俊.可持續發展創新：中國可持續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1998，48～52。

［27］高波.我國農業向持續農業轉化的政策選擇［J］.學術研究，1992，（6）：80～84，79。

［28］郭煥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2～9。

［29］郭書田.變革中的農村與農業［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

［30］郭瑋.中國工農關系研究［J］.經濟學家，1993，（1）：53～65。

［31］郭熙保.發展經濟學中農業發展思想的演變［J］.經濟學動態，1992，（9）：57～60。

［32］郭熙保.農業發展論［M］.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6～7。

［33］何煥炎.我國農村經濟邁入歷史發展的新階段［A］.張新民.中國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研究（農村篇）［C］.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45～55。

［34］胡鞍鋼.生存與發展——中國長期發展問題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1～12，88～91。

［35］胡偉.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何在——超越純經濟觀點的分析［J］.戰略與治理，1995，（5）：69～78。

［36］胡希寧.西方發展經濟學近十年來的發展及理論思考［J］.理論前沿，1996，（14）：10～12。

［37］黃季焜等.邁向21世紀的中國糧食經濟［Z］.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267～268。

［38］黃季焜等.農業科技革命：過去和未來［J］.農業技術經濟，1998，（3）：1～10，49。

［39］黃青禾.資源約束下的食物系統［J］.科技導報，1991，（5）：28～31，62。

［40］將建平等.中國的“綠色革命”與持續農業［J］.科技導報，1993，（10）：54～55，24。

［41］靳光華.新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啟示［J］.農業技術經濟，1998，（4）：1～5。

［42］康曉光.中國農業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報告［J］.戰略與治理，1998，（3）：62～68。

［43］康曉光.我國農業波動的政治與經濟分析［J］.戰略與治理，1998，（5）：71～75。

［44］康曉光.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理論［Z］.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

［45］康曉光.2000～2050：中國的糧食國際貿易及其全球影響［J］.戰略治理，1996，（4）：37～48。

［46］康曉光.地球村時代的糧食供給策略——中國的糧食國際貿易與糧食安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1～9。

［47］康曉光等.農業與發展——中國農業若干問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188。

［48］李伯溪.經濟發展改革與政策第一卷（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126～127。

［49］李澄等.工業化的成長階段與我國農業發展政策的調整［J］.學習與探索，1991，（6）：56～62。

［50］李翔.我國農村產業結構轉變的時間順序及其內在聯系的實證研究［J］.農村經濟與社會，1997，（3）：28～37。

［51］李享章.論雙重二元結構與農業［J］.中國農村經濟，1989，（2）：3～8。

［52］李應中等.中國農業區劃學［M］.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7，114～116。

［53］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6～43，76～98。

［54］林毅夫.中國糧食供給能力的過去與未來［J］.戰略與治理，1998，（4）：82～90。

［55］林毅夫等.對趕超戰略的反思［J］.戰略與治理，1994，（6）：62～83。

［56］林毅夫等.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0～27。

［57］林毅夫等.中國農業科研優先序［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6，416～419。

［58］林毅夫等.資源結構升級：趕超戰略的誤區——對“比較優勢戰略”批評意見的幾點回應［J］.戰略與治理，1996，（3）：35～45

［59］劉葆金等.農業產業化與農業可持續發展［J］.農村經濟問題，1997，（11）：26～30。

［60］劉巽浩.關于農業可持續發展若干理論問題的探討［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5，（2）：80～84。

［61］劉巽浩等.集約持續農業——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抉擇［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3，（5）：263～267。

［62］劉則淵等.持續發展觀與產業生態化［N］.人民日報，1996－01－02。

［63］劉中一等.中國糧食的生產與流通［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7，：38。

［64］盧良恕.持續農業的興起與發展前景［J］.農業技術經濟，1992，（2）：1～4。

［65］陸大道等.中國區域發展報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22。

［66］羅必良.從貧困走向富饒［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369～389。

［67］馬世駿.經濟生態學原則在工農業建設中的應用［J］.生態學報，1983，（1）：6～11。

［68］馬世駿.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J］.生態學報，1984，（1）：1～9。

［69］馬世駿等.復合生態系統與可持續發展［A］.胡濤等.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C］.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2～8。

［70］木生.“農業可持續發展學術研討會”觀點介紹［J］.經濟體制改革，1998，（4）：125～130。

［71］牛文元.中國農業資源的可持續性分析［J］.自然資源學報，1996，（4）：293～299。

［72］牛文元等.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系統解析［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100～101。

［73］牛文元等.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379～382。

［74］薩烏什金著，毛漢英等譯.經濟地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100￣101。

［75］施琳.論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從西方發展經濟學到中國民族經濟學［M］.北京：中心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104～108。

［76］石玉林.依靠本國資源養活16億人口［A］.王先進主編.中國權威人士論中國怎樣養活好中國人［C］.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13～17。

［77］斯大林.斯大林全集［C］.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5～46。

［78］孫桂蘭等.生態農業技術導論［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1～2。

［79］孫頷等.中國農業自然資源與區域發展［M］.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145～147。

［80］孫鴻良.論中國生態農業的特點.原理及其主要技術［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0，（3）：3～8。

［81］孫鴻烈.充分利用我國各類國土資源，保障人民日益增長的食物需求［M］.王先進主編.中國權威人士論中國怎樣養活好中國人.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126～130。

［82］田淑慧.生態農業與我國農業的持續發展［J］.人文雜志，1997，（5）：44～47。

［83］佟屏亞.中國的高產農業及其可持續發展［J］.作物雜志，1997，（4）：12～15。

［84］汪衛民.中國生態農業的理論與實踐［J］.環境導報，1998，（2）：5～8。

［85］王貴宸等.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研究中的若干理論問題［J］.農村經濟與社會，1992，（3）：1～8。

［86］王宏廣.論要素組合理論指導農業現代化［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1，（1）：1～6。

［87］王宏廣.“生態農業”是不是未來農業的模式［J］.農經理論研究，1992，（1）：5～8。

［88］王宏廣.論我國農業持續發展的障礙、規律、對策與困惑［Z］.全國農業資源調查和農業區劃參考資料，1992，（17）：1～13。

［89］王宏廣.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胡濤等.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148～160。

［90］王建武等.世界農業發展的新趨勢與中國生態農業［J］.開發研究，1995，（6）：39～40。

［91］王建武等.世界農業發展的新趨勢與中國生態農業（續）［J］.開發研究，1996，（1）：46～48。

［92］王如松等.現代生態學的熱點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30～31。

［93］王正平等.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J］.科技導報，1993，（9）：46～48。

［94］吳天然.中國農村工業化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10～112，449～450。

［95］武麗石等.試論我國農業持續發展的問題與對策［J］.農業經濟，1997，（10）：14～16。

［96］夏英.貧困與發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104。

［97］辛德惠.對我國糧食問題與農業——農村發展戰略的思考.王先進主編.中國權威人士論中國怎樣養活好中國人.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54～60。

［98］邢廷銑.農牧結合種植模式及其發展戰略［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9，（1）：46～49。

［99］熊賢良.比較優勢戰略與大國的經濟發展［J］.南開經濟研究，1995，（4）：46～50，60

［100］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81。

［101］楊吾揚.區位論原理——產業、城市和區域的區位經濟分析［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250～252。

［102］楊永華.論中國發展經濟學［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2）：7～12。

［103］葉謙吉.生態農業——農業的未來［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49。

［104］于建國.二元經濟與資源配置［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9（4）：17～27。

［105］于秀波.中國可持續食物安全研究［D］.中國科學院博士論文，1999，17～18。

［106］俞忠英.論中國的二極經濟及其影響——兼論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與中國的經濟發展［J］.復旦學報（社科版），1994，（2）：21～26。

［107］袁從等.持續農業是生態農業的繼續與發展［J］.生態學雜志，1993，（2）：13～15。

［108］張法瑞等.關于可持續農業及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思考［J］.1997（7）：33～37。

［109］張建民.我國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J］.經濟學家，1998，（2）：105～111。

［110］張克俊.可持續農業探討［J］.經濟問題，1995，（11）：18～19。

［111］張陸彪等.持續發展——農業現代化的主題［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1，（5）：18～21。

［112］張壬午.論具有中國特點的生態農業——我國生態農業與國外替代農業的比較［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0，（5）：37～39。

［113］張衛建等.農牧結合在解決中國糧食安全問題中的作用［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1997，（4）：9～13。

［114］趙文昌.農業宏觀調控論［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6。

［115］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系統生態開放實驗室等主編.馬世駿文集［C］.北京：中國科學院出版社，1995，2，290，296。

［116］周立三等.中國農業地理和土地利用的近期研究［J］.地理學報，1990，（2）：146～153。

［117］朱丕榮.中國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J］.改革與理論，1996，（12）：27～30。

［118］朱澤.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糧食安全問題［J］.戰略與治理，1996，（4）：28～36。